打工路上，我们常常觉得孤独无援，然而，你知道吗？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走进工厂，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了实现外来工的自尊自强，互助关怀，正在努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法律援助条例》于2003年9月1日施行，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中国，NGO（非政府组织）正在行动。

　　我们期待，今天你看到“新客家人”时，能从心里洋溢温暖，走到阳光下。

　　共同的愿景

　　目前在珠三角区域，特别是广州、深圳已经出现了十余家以法律援助为主要服务内容的NGO。

　　尽管维持不容易，但是这些NGO没有放弃，只不过，让他们更心痛的是，尽管他们不收任何费用，工人们往往连搭车来找他们的钱都没有。一位NGO负责人说：“比如工伤或别的劳动仲裁，需要拿到企业的工商局注册资料，从电脑调出一张A4纸大小的文件，收费60元。很多工人就是被拖欠了工资的，哪里拿得出这60元。”

　　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主要依赖政府的管理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意识，中国GDP的发展才可以造福全体公民。

　　图片提供：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广州工友服务中心

　　曾飞洋：理想之后是付出

　　广州番禺光明南路一条小规模的商业街，二楼商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50多平方米的屋子简朴整洁，5年前它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时，取名叫“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然而这是个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非营利机构，从法律援助到工伤支援，从社区培训到企业培训，对所有前来求助的打工者都完全免费。

　　1996年，曾飞洋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南雄司法局。一年后，他到广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在顾问事务部代表企业处理一些劳资纠纷”，这两年，是他进一步了解打工族处境的平台。1998年8月，他和另一位同事创办了服务部。“刚开始的时候，感性的成分居多。”今年32岁的曾飞洋说，“是对打工族的同情促使我们办了这个服务部。”一开始，他们以为可以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服务并收取少量的服务费以维持运转，然而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何其残酷，没有资金和技术支持，同事陆续离开了。“当时我也想放弃，直到我在2000年12月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办的‘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与会的有全国60多家法律援助机构，我明白了自己并不孤独，中国有许多人做着援助打工者的事。”

　　会议让他获取了信息，也教会了他思考。他开始给自己定位：关注及促进南中国流动工人生活与权益状况的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他们停止了服务收费，完成了从个体商户到NGO的转变。他们以民间立场为工人维权，这恰好是政府将一些社会调剂功能从行政空间移交给法律空间后对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

　　曾飞洋在谈到工伤问题时沉痛地说：“深圳每年都有6000～7000人因工受伤，而且还不是很精确的数据，可想而知在整个珠三角每年有多少人要承受因工受伤之痛。社会中处于流动状态的外来工不仅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城市利益集团的宽容体恤，更需要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来为外来工提供帮助，共同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状况的改善。”作为实践，他们经常深入珠三角地区对工伤医院进行工伤探访，为打工者提供法律辅导和帮助，举办开放式法律讲座，出版打工读物，举办电脑、广州话培训班，开展工友联谊活动……

　　可以想象，曾飞洋的工作有多忙，然而他的收入呢？“1000多元吧，我觉得人的追求不要太看重物质，我的妻子对我非常理解和支持。”这就是他朴实的职业追求。

　　景祥：致力公平、公正与和谐

　　景祥是江苏人，妻子还在老家开服装店，他自己原本也在经商，却跑到了广州，并且做着与自己大学的专业“建筑设计”毫不相干的事情。

　　“2004年我在经济上没有了后顾之忧，就到广东来了。因为做生意的缘故，我发现广东打工者的悲惨境遇，于是自己和朋友筹措了资金，2005年挂牌成立‘广州工友服务中心’。”2005年，工友服务中心为600名以上工人提供维权援助，举办法律讲座28次，义诊10次，发放法律手册18000册。这些活动完全免费。

　　景祥也曾经参加过曾飞洋他们组织的讲座和活动，也正是曾飞洋他们的理念震撼了他，不过，景祥的想法又有些不同。“我们认为：权利与责任不可偏失；只有当社会的每一个人既有平等的权利，又负起应负的责任，他才会真正享有尊严；每一个人只有享有了尊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致力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维护劳动工人的劳动就业权利、获得公平报酬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体面工作和安全劳动的权利、工人民主参与的权利这五大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工友服务中心往往不是替工友们包办维权事务，而是教给他们怎么做，让他们学会去做，从而带动他们自己身边的工友。

　　“工人们自己应当学会运用合法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景祥回忆起去年某工厂的一个工人因为讨薪不成用刀捅伤工厂主管的“暴力讨薪”事件。“工人对法制不理解，或者对法律不抱希望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些年广东的GDP在成倍增长，而工人的工资却基本维持原状，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反省吗？”

　　在关怀工人的同时，工友服务中心也有经济压力，光每个月房租就要2000元，但是即便如此，景祥他们还是为工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精神家园。他们向工人免费提供卡拉OK、书报阅览、打牌下棋等活动。藏书虽然只有600多册，有些报纸、杂志甚至是旧的。然而一年半下来，已有累计8000以上的人次来工友服务中心参加活动。

　　刘滔：从工伤者到志愿者

　　刘滔是“打工族之家”珠三角健康与安全支援网络的统筹干事，他定期去医院做工伤探访，他是社区文艺活动上的“歌王”，他活跃在打工者之间，诚挚而热情。直到刘滔伸出他残损的手掌，才知道他也曾经因为工伤而求告无门痛苦落泪。

　　2000年，从陕西到东莞打工的刘滔受了工伤，左手四个手指被机器切除无法接驳，“当时的医院，手外科90%的手术都是因工伤而做。曾飞洋他们来医院探访我，我起初也半信半疑，以为他们是要收服务费的律师或者是骗子。不过很快，我打消了顾虑，很简单，他们从我这得不到任何好处，而我却从他们那儿了解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知识，知道了自己该怎样争取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很多受了工伤的工友，往往因为经济困难提前出院，更不愿意在赔偿问题上耽误太久，他们应得的赔偿以及被拖欠的工资，都是未知数。打官司？往往打不了，拖不起。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的同学们和志愿者们的出现，让我学会思考。”伤好后，刘滔主动去找曾飞洋，报名参加了志愿者服务，继而，成为了“打工族之家”的干事，断指之痛带给他使命感，他定期组织工伤者交流会。

　　一本蓝色的小册子《工伤者权益手册》出现在他手上，这本小册子中包括有工伤法律制度、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工伤及职业病认定等内容，有案例有操作流程，是举办维权讲座的基本资料。

　　像刘滔这样的工友还有很多，早在2004年，参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志愿工作的各界人士累计超过182人次，总服务时长1274小时。这些年来，随着NGO机构与社会各界参与意识的成长，志愿者人数更是数倍的增长。　　

(责任编辑：屈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