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明”时期的黄耀明，只是一派书生样子，清秀的五官，飘逸的长发，唇红齿白，经常是一袭白衣，正是当年标准的文艺青年模样。

　　他的妖冶本性，从达明解散开始，直到傍上“人山人海”，终于发扬光大，正如由纯净雪白的茧中破蛹而出的巨硕蝴蝶，斑驳艳丽，慢慢扇动翅膀，散发迷魂暗香。

　　事业：非常电子的音乐生涯

　　在黄耀明的世界里，痴情兜兜转转、怜爱摇曳显隐，电子乐的丛林也会深邃冷厉、大气磅礴、绮靡颓废，缠绵的情意竟也可以惊心动魄。他喜欢比较电子的音乐：“在我成长的70年代，正好全世界都非常流行电子乐。我偏爱很多电子乐队，始终觉得电子乐那种冰冷和原始性的感觉很刺激。” 他一开始的特点是繁复的音乐、朦胧的意向和前卫的歌词，后来渐渐明白最重要的是感动别人，所以有了《一个人在途上》这样的歌——唯美到极点，也凄凉到极点。苏格兰风笛的哀怨中，荡漾的心情、飞扬的长发和堕落的红尘都是彻底的的孤独。

　　风光旖旎的《春光乍泄》得很多奖是意料之中的，因为那个炽热夜晚喃喃的劝诫和引诱非常有震撼力。难得的是，这样题材特别、观念前卫的歌居然在商业世界得到一派赞誉。这也是他自己最心爱的作品。

　　“这里表达的很多东西被很多人接受了，成为我和公众间的一个联系。不是因为卖得多自己会多分到版税，我是真的喜欢这种用音乐和人们交流的感觉。……我的音乐中总会有一部分自我，也有很多别人的故事。算起来，最黄耀明、有最多自我的专辑是《信·望·爱》。但是，我一直认为，有很多自我但是没有人知道的东西，还不如自我但是没有人知道的乐西，还不如一点点自己却让很多人看见了，可以和人群更充分的交流。要是没有这种交流，我做的一切会没有意义。”

　　《人山人海》是黄耀明事业的另一个高峰。在这些老歌里，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黄耀明的冷艳、电子、疏离、暖昧，还有他把现实变成一出有待清洗的传说的能力。人们欣赏这样一次自怜而又放弃的敏感男人与身外世界的激情互动，还为他的实力和幽默感惊喜。

　　“当时，我们想用流行歌曲回顾香港(香港说吧)几十年来的流行文化。挑歌的时候，觉得把这么多歌曲放在全新的灯光下，隐喻我们这个城市的过往，只唱黄耀明的歌似乎有眯不够，决定多唱别人的歌。我们颠覆了传统：个人演唱会上不唱自己的歌。……整个演唱会的感觉很冷，不像一般的演唱会那么热闹，但我喜欢这样。就算不向观众打招呼，就算不让大家一起叫啦啦啦，演唱会还是一样有价值——我们一起回头看历史。”

　　友情：他前卫的朋友们

　　很多人认识黄耀明都是因为他在达明一派时期的歌曲，从《石头记》到《我人就是这样长大的》。如今提起当年的老拍档刘以达，黄耀明表情认真：“刘以达是黄耀明生命中重要的人。如果没有遇到刘以达，我就根本不会开始；如果没有刘以达，我就没想过自己居然会唱歌；如果没有刘以达，我就不会学着自己作曲、编曲，慢慢地学着做一个制作人。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他是香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音乐人，也是现在最好的。” 刚出道的时候，他就请进念剧团的迈克、陈少琪为达明一派写歌词，使香港的歌词在到一个崭新的新境界。林夕、周耀浑、魏绍恩、林弈华等等出色的文人、剧作家的名字也时而出现在黄耀明的歌词里，大家同声相应，把香港最有创意的文化展示给人们看。在视觉形象方面，黄耀明是张叔平的忠实信徒（王家卫也一样），几乎每次专辑封面和演出都少不了张叔平的大手笔。另外，他总是请进念剧团的朋友们做舞台设计，寻找音乐中的戏剧感觉的文化意味。

　　所以，他说起自己的唱片、演唱会，总是用“我们”这个词——在黄耀明看来，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一批香港最有思想、最注重文化意义的人集体奋斗的结果。

　　观点：政治是很中性的东西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时代的烙印。一向关注身外世界的黄耀明从来都主动出击，用歌声、用舞台，在大时代留下自己的痕迹。在回归一年之后，黄耀明说：“亚洲恶劣的经济大环境确实影响了香港人的钱包。但是，如今的香港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我喜欢现在的状态。”

　　作为一个香港人，他清楚面对的是怎样商业的环境，想做一点有深度的东西有多难，但是他喜欢这种商业反馈和艺术价值同时努力的感觉，认为有助于艺术家寻找和人群的互动点。所以，问及他是否为商业而挣扎的时候，他敏感地维护家乡的形象：“香港当然有很虚荣的一面。但是香港民有地下的文化，也有朴素、有趣的一面，可是很难被人注意到，因为不够商业。在这样一个商业建制的社会，这些现象令人可惜，但是很正常……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有趣的人，可是他们从来都不会主流，香港、北京都一样。但我希望有一天这些东西会主流起来。”说到这里，他有些感慨：“世人常常以数字（销量或者金钱）来衡量别人的价值，这很片面。但是我认为自己很幸运，有了一定的名声，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还有不满的地方，但觉得目前已经是香港最好的状态。”

　　人们常常能感觉到黄耀明对出生地香港的热爱，而他否认自己关注的只是政治，因为他觉得：“我不认为自己比张学友、王菲、郑秀文他们更政治……人们可以选择不说政治，但不能选择不受它影响，你我他可以不是政客，可每个人身边都有政治。政治无所不在，而且是种很中性的东西：两个人以上就有政治了，对不对？夫妻间有性别政治，我和我的老板间也有政治……只是有的人表达，有的人不表达。”

　　自我：我热爱一切越轨

　　吸引我们静夜聆听的，是那个很电子、很妖艳，在音乐的丛林中兜兜转转、忽明忽暗的迷离身影。 有人的喜欢黄耀明的好声音，有的人喜欢他歌曲的意境，但是每个人都相信，黄耀明最大的价值在于他的前卫——他永远在音乐、歌词、舞台表演、文化内涵等各个方面探索可能性。前卫的意义就正在于此：几年过后，前卫的碎片正是流行的核心元素。

　　有趣的是，黄耀明对讨论自己是否前卫毫无兴趣：“我和一些朋友做有趣的音乐，同时认为也会有别人感兴趣。我们追求乐趣，从来不管是否有够特别。”

　　也许，黄耀明真的不想人们想象中那样另类，即使坐在黄耀明的对面，也找不到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黑发直立，花边咖啡色粗框眼镜，隐隐的胡子茬。黄耀明常常在美丽情歌中发出的强烈到近似绝望的呼唤，但他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动人的声音——他是一个独立的思索者，是面对动荡的世界和同样动荡的内心大声疾呼的脆弱男人。曾经以为他是一只自怜自恋的美丽孔雀，是对着镜子会发现找到了爱人的自恋狂——他常常旁若无人地在极端个人的小世界里沉沦，但是，又会举着他尖锐的正义主张奔走呼号。可是黄耀明只承认自己情绪化：“我常常会愤怒，愤怒是一种能量，会推动做好事情……我不讳言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最能显示他的特立独行的也许是他对青春的看法：“不论现在还是过去，偶像们都很辜负青春——他们总是口口声声要年轻人乖乖读书。青春应该多一点反叛的心态，多一点年少轻狂。现实社会只叫我们讨好别人，从不叫我们如何为自己设想，怎么做才能不辜负青春？……我自己也一样遗憾——我热爱一切越轨事情，可惜没有机会做。”

　　唱片里舞台上那个妖艳迷惘的黄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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