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李元政

　　时间：2006年12月5日14：00

　　地点：广州文化假日酒店胡姬厅

　　主持人：露丝·贝利（Ruth Berry）

　　何绍光：非常欢迎大家参加这个大会，这个被命名为“广州国际联合制作会议”，是由广州纪录片联合组织，主要是讲中国跟其他国家联合制作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我在过去的这么多经历，联合制作就像一个恋爱，开始之前大家都想谈恋爱，充满的期待，说了很多的承诺，都想达到这个目标，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当然结果是非常有意思的，无论成败与否。我在AICD的时候听到一个法国的朋友高呼口号，他说“我最讨厌联合制作，我一辈子都不会去为了这个发恶梦”，但是我也看到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里面联合制作都在蓬勃发展，很多片子都是国际联合制作的。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联合制作。

　　我非常感谢路易斯他为我们展示什么是联合制作，我还要非常感谢来自加拿大、来自德国的、来自中国的他们以他们成功的个案展示他们的故事。200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最有国际销售潜力的方案里面实际上是资助大家在未来一年里面到不同的国家里面参加其他国家的纪录片大会，因为你们马上也面临如何进行国际联合制作的问题。下面我想请路易斯为我们主持这个会。谢谢！

　　主持人：谢谢刚才何总的介绍。我自己是一个独立制片人，实际上我从澳大利亚了的，现在我在德国，所以我发现我可能要做一些非常多的国际性的发言。首先我要求观众是独立制片人的，独立制片人的意思就是要自筹资金来做自己的纪录片，做独立制片人必须要自筹资金。有谁是导演的请举手，所以我们有制作人，有导演。还有一些来自广播商的、电视台的，好像比较少人数的。

　　我们知道我们观众群的构成，所以我们看上去有一些非常多的独立制片人，在国际市场的电影市场上，纪录片还有国际联合制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合部分，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中我们会邀请观众们一起参与，我们有来自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各个国家，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希望知道中国的纪录片情况，如何进行制作，也希望利用这个平台向我们的国际同仁学习经验。这个共同制作的国际会议将会分成两个部分进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国际市场的综述和概况，先从加拿大的同事开始，然后是德国，然后是中国的同事介绍，接下来看一下不同的发行网络、不同的市场，还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如何获得筹措资金。

　　同时，我们将会作一些案例的分析，还有来自制片者案例的分析和具体的操作事项，我们会听到市场的不同综述，比如德国的市场网络，还有在加拿大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的市场是如何组成的。因此，我们也邀请中国的同事各抒己见告诉我们你们在中国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有问答的环节，我们会邀请大家提问来进行回答。

　　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层面在联合制作他们也会发挥他们的角色，在这间房间里面在座的参与者一起会讨论关于官方层面和非官方层面和公司的角度，公司与公司合作。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在政府方面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府这方面的融资、退税方面的问题。另外，我们还基于基层方面做一些非官方层次的探讨。

　　我们会发现联合制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比方说我来自澳大利亚，我们经常会与一些海外的伙伴进行制作和伙伴，我们会有自己的筹资渠道，自己的制作商，我们觉得这种筹资渠道是全球发行的，对于200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这个来说有自己的渠道，你将自己进行筹集资金，或者将资金运用到自己投资的项目上，很多时候不仅仅关注一个市场，也要关注其他的市场，怎么样从其他的市场获得自己筹措资金的渠道。

　　我们从Tina Hahn开始讲述一些加拿大的情况，Tina Hahn是一个制片商，是一个独立的制作人，他是为一个公司进行工作，他做的是国际的联合制作，他没有做过这方面，但是他在加拿大也有一些非常多的联合制作的经验。Tina Hahn发言之后我们有问答环节，大家可以提问。

　　Tina Hahn：我准备了一些发言，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比较清楚。（PPT），这就是我的发言稿。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投影，首先给大家综述一下加拿大广播的制作现状和情况。

　　在加拿大所有的制片人都不会被视为联合制作，因为在美国他们的纪录片是委托制作的，广播商就有制作的权利，但是在加拿大是没有电视台会委托制作人委托制作的，实际上他们是一种对于加拿大的公司要求加拿大的制片要求有75%的有加拿大的内容，意味着必须有加拿大的制片号。对于电视台来说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可以吸引其他的组织基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扣税的扣除。之后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基金组织的基金，还有什么是扣税的扣除。加拿大与美国进行竞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获得资金和扣税，中国没有类似于加拿大相似的一套制度。对于中国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资金和扣税扣除的方面，你们为加拿大制片进行制片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加拿大的内容，一定要和加拿大联合制作的要求。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转变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格，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频道，频道的持有人的数目会越来越少。这个频道的持有人在2000年和1970年的对比，过去的年份和月份当中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巨头拥有了电视频道，大约只有5—10个持有人，但是频道的数量非常之多。

　　由于频道持有人的转化，可以使得制作方面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他原有的一些制作可能需要有附加的权利，同样原创的节目可以在同一个电视台的各个频道进行播放，这也是意味着对于制片商来说，以前可能由于相对的需要可能会转变一些方面，比方说你在进行播放的时候我们需要频道的一种版权费，现在由于我们的拥有人的减少，他不需要到处去比价的。因此表示我们的选择会比较少，机遇也会比较少。

　　由于频道的持有人越来越少，可能会使得我们在不同资源或者是不同的资源获得资金的渠道也会进行变化，如果一个传媒集团要进行一个项目的投资，意味着另外的传媒集团对此将不会有兴趣。因此，如果你从一个广播商来获得融资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难。

　　对于我们的制片商来说，你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你的角色是要凝结一个大环境或者是一个大市场。很多人跟我说，你告诉了我一些加拿大的制作情况，但是你的过程是怎么样进行操作的，我们必须要准确地更新你头脑中的一些信息。对于中国来说，你必须要了解我们整个的市场是进行变化的，是风云突变的，必须要知道过去与现在的一些不同。比方说电视台的决策人会进行变化，比如说整个节目的安排也会进行变化。比方说去年他们买的节目和今年买的节目会大相径庭，可能有一些新的规则和政策要进行执行，你们必须要看一些他们网站的情况，知道他们需要你们怎么样制作你的节目，你是向谁来寄送你的节目。

　　我想对于制片商来说必须要关注这一点，你必须要知道整个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变化，并且跟上形势。同时你必须跟广播商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如果广播电视台信任你，你跟他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好，他喜欢你的话就会经常向你买节目，如果你继续跟他进行这种沟通和对话，您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购买的机会，至少可以混一个脸熟。因此大家要做的话首先要怎么样进这个门，然后跟他们怎么把这个关系处理好。

　　Buth Berry:在这个行业你做了多少年？刚才你提到与他们之间关系，你觉得建立这种关系要花多少年呢？比方说你要知道市场，然后你怎么样匀出这么多的精力来建立好关系呢？

　　Tina Hahn：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超过十年。我开始只是做别人电影的编辑，然后做一些小的节目，但是我非常地幸运，因为我们在多伦多有非常好的电影节叫作“HDOKS”（音），使得我们有进入的这个门槛，可以认识这个行业内的专家和人士。这个行业里有非常多的一些盛事，加拿大有非常多的一些电影节在多伦多，所以我说我非常幸运。

　　另外我本人也非常幸运，比如说我在行业中做了五年以后我就在加拿大认识非常多的国际的制片人，经常进入到国际赛事中让自己的经验和简历变得非常之丰富。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我去年和今年就认识了越来越多人。我想这种行业的躬身亲历使得我非常有经验，我们在加拿大有非常多的电影节，我自己也做了一小时长的节目，还有电视片，使得我的电影生涯一步步走上去。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半小时的制作，希望可以使得这个制作稍微变得长一些，也希望跟加拿大各省之间进行一些联合的制作。因为在加拿大的各省课税扣除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金钱的贡献，课税扣除越多筹措的资金就会越多。

　　另外一点，我希望与更大的一些电视网络进行合作，我也希望与大的电视网络进行合作，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的简历。

　　做了制作商，我觉得你首先要进入这个门槛，对于市场的参与可以使你多年的经验才能使你做到半个小时的制作节目。自己自身的不同发展，使得我在200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将会去上海，然后我可以做一个纪录片，这是一个相当之大的项目，也可以获得国际融资的渠道。

　　对于制作商的角色，首先一点就是怎么样获取纪录片的成功，包括他是获得成功的。另外，也保证能够有电视商或者是电视台来买你的节目。我的回答到此为止。

　　因此这种工作方式是对于所有全世界的制作商来说都是有益处的，你是每次都是循序渐进的，建立你的信心，通过你所拍摄的电影，通过一些买家的联系，让他们对你建立一种信任和一种自信心，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你发现一个项目做得非常之大，也可以跟相信你的这些人获得他们的这种帮助。你在转移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获得的帮助，罗马非一日建成，你需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对自己有一种发展，比如在加拿大我们有非常多的电影制片商，我们同时是导演也是制片商，我们必须要考虑各个方面的这种因素。你可能要在四种不同的角色中平衡自己的位置，因此，一旦你的制片变得非常之大，可能会使得你自己认识更多的这种人。另外，也可以使得自己不仅仅只认识一个电影制片商，也可以在电影界或者在这个行业当中建立起非常好的联系。

　　对于广播和电视网络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这里我给大家准备了与加拿大内容有关的，必须要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加拿大的人物，或者是对加拿大的广播商非常有兴趣的一个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与加拿大的内容无关，就非常难将这个节目卖给加拿大。

　　所以一个挑战，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意念，你必须跟加拿大说这里面有加拿大的内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你跟你的制作商和合作伙伴，我们希望和他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希望你能够及时完成这部片子的制作，并且有非常好的业绩。告诉你你是谁，你能够取得的成绩。我想对于我的中国同事所面临的一个困难和挑战就是广播商或者是电视商他们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你曾经拍过的一些电影或者说是作品。因此，大家有具体的意念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些工作的业绩。

　　另外要与观众建立一种非常好的亲和的关系，因为对于加拿大来说，刚才我提到过他在几年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改变，因此，非常多的一些资金援助的单位，他们是通过观众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投入资金的多少的。因此，在加拿大一个变化的市场来说，你必须要采取一些不同的新的方式来了解你的观众，并且对于很多的制片商来说会觉得是一种非常沮丧的事情。比如他们又不知道下面一个大的项目或者是一个新的节目是什么。他们希望观众能够告知我，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洞察市场的先机和了解观众的新的口味，也就是说你取得的成绩和带给观众的节目，要使他们能够获得满意，这也跟我刚才提到的业绩是相关的。

　　如果你之前有非常好的受众你的这些FANS会追着看你下面的这些节目。接下来是一些平台，你的节目要涉及到不同的面和市场，是变得非常分散化，必须各个层面都要触及到，你要能够吸引更多的一些观众。热忱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热爱这门事业，你要对自己讲述的故事要非常热爱和热忱。

　　我想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短期的、非常快的投资，对于电影来说，需要我们多年的投入和奉献，你有一个意念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非常大的奉献的精神，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投入过程。特别是联合制作的伙伴来说，你要使得伙伴也喜欢你的你的制作项目，这样双方才能获得成功。

　　对于大制作的转移，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制作的经费，制作经费的之多表示它来自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由于渠道不同你必须要寻找你的合作项目和合作伙伴。

　　下边我要解释的是我们从哪里可以融资，我们可以从哪里拿到这一些加拿大的融资渠道。第一个资源经常是来自认证的费用。广播方面的版权费占整个融资的最大比例，大约占到35%的比例。加拿大的电影方面的融资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资金来源，这种资金至少有30%可以来自多于一个广播商，所以加拿大方面的电影资金是来自多方面的。

　　Buth Berry:版权费用是指什么呢？大家是否知道版权费用是指什么，对于一个电视台来说，Tina Hahn在这里解释的是不是全世界都用的一种制度呢？在澳大利亚和西方我们叫做“版权费用”。

　　Tina Hahn：版权费是电视台支付给制片人的一个费用，他给他这样的一个权利在他们的频道中播放他们的节目，他没有权利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播放这个节目，但是这个项目的所有权还在制片人手里。电视台向他们购买的是可以在他们的电视频道里面播放这些节目。他们可以购买了这个版权之后，在某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唯一可以播放这个节目的。在他们自己的网络中进行播放。

　　Buth Berry:当你说电视台和“权利”的时候，是否需要律师的介入来进行讨论，还只是说仅仅跟他们签署一个合同就可以了？

　　Tina Hahn：我想这是律师成为你好朋友的机会，他们会写一个大约有四十页的有附录的合同。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经常会签署这样的文件，他们经常会增加一些附加的费用，在线的播放过程中，播放这些按序的视频，播放这些DVD，在合同里面加进这些语言，律师会帮助你搞清楚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还有所有的保险方面的费用，还有佣金等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对于纪录片、制片人我们不需要支付一些不需要的保险，他们作为律师可以帮助你清晰地定义出哪些是需要交付的东西，来取得您所需要的资金。所以，对于律师来说，可以搞清楚合同的内容，你知道自己在协议里面所承担的义务。

　　有的时候，他们只是给你一点点钱，然后要求你提供更多的东西，所以，通过律师的帮助我们可以搞清楚我们需要支付给资金的赞助人什么样的服务，有什么样的内容。还有向他们显示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制片人需要向客户所交付的，还有实际的电影是怎样的。

　　Buth Berry: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对于这些制片人在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您对他们说，您勇往直前，还是说先和别人合作试一下呢？

　　Tina Hahn：对于我来说和别人合作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他们了解国际的市场。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进入加拿大的话，这里有很多的人，有的人使你觉得有点难受，有些人只想做导演，他们不想管那么多文件的东西。

　　Buth Berry:所以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导演和制片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导演有非常不同的创意，导演也可以比这个制片人更有创意。但是，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的是大家各自的职能是什么，大家的工作是什么，要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复杂的系统。

　　Tina Hahn：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律师事务所的帮助，我们在签署一个合同的时候，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分别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交易，但是不要太僵化，如果太僵化的时候永远都不能做成一个好的影片。我们必须要在整个生命的过程有不同的创意，我们首先要做出第一个片子，然后才会第二部、第三部电影作品的问世。我见过许多人有一个主意，他需要他做出一个固定的模式，而不希望他用另外一种模式体现出来，结果过了五年的时间他的创意还没有实现。

　　Buth Berry:我们可不可以直接跳到关于联合制片的部分，这样我们可以更多地提一些问题呢？

　　Tina Hahn：现在我直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联合制作，联合制作其实已经有好多年了，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你对这个影片是否是有非常高的激情，你是否有这样的热情把它继续下去，你是否理解联合制作的一些法规，还有一些惯例。您是否有心理准备，也许这个制片比你本身预期要花的时间和金钱要更多。

　　在你自己国家里面制作的话，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市场必须不断地和人们相会，必须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因为实际上你需要了解在十五分钟之内是否和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交谈，能够和他进行交流，所有这些技巧都是必须要展望的。

　　你是否理解进行联合制作方面的这些规则和条例，还有，联合制作国家之间的一些合约和协议，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议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相关的协议，但是很快也许就会有这样的协议。迟一点的个案分析的时候也会谈到，一会儿在案例分析中也会分析只有相关的法规条例的要求。

　　有时候这些联合制作比您预期的时间和金钱要花得多，中国也许需要双倍的律师方面的钱，还有翻译方面的问题，因为有语言的问题。所以他所有交易的过程比您所期望的时间和花的金钱更加多。这就是我们在开始进行联合制作之前要问自己的一些问题。

　　另外，他们见到你的时候，电视台可能也会问一些的问题。谢谢大家的收听。

　　Ruth Berry: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何绍光：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Tina Hahn允不允许我把你刚才那个PPT翻译成中文，以后可以给在座的制作人去看。

　　Tina Hahn：可以。

　　何绍光：第二个问题，我刚刚注意到，假如我们要获得加拿大的联合制作，我们的内容方面要跟加拿大的内容有关我想问清楚，是拍加拿大自己本身的事情还是可以拍摄加拿大观众感兴趣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个指引？

　　Tina Hahn：比如说是一个上海的项目，电视台非常地感兴趣与加拿大方面的这些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些体验。我们经常看到这两个之间的这些联系，其实这是由电视台来决定的，如果加拿大的电视台觉得由他们制作人提供的这些影片能够吸引加拿大的观众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入到联合制作中。

　　？（Tina Hahn右边的金发女士）：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条约这么重要，对于这个故事片有相关的条约，实际上我们要记录关于纪录片的条约，这样我们才可以进行相关的联合制作，才知道进行联合制作相关的条约和条款，并且我们要知道内容方面要知道的，所以我一会儿要展示的是一个澳大利亚的联合制作，里面不一定出现澳大利亚的人物，但是为什么说对于加拿大的题材主要是看条约里面的规定，条约的目的就是整个节目必须是适合这个加拿大领土上面播放的。在澳大利亚的条约里面就界定他必须在澳大利亚的国土上面播放的。

　　所以，在加拿大的题材里面提到的就是必须要有加拿大方面相关的一些内容。这是对加拿大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进行一个联合制作的契因。我们还需要取得一些其他的故事题材，它可以在全世界上播放，也许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适合加拿大的一个故事题材。关于BUSH的题材，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十三个月亮》，也是谈到在这个星球上一些动物的故事，我也正在做一个在英国的关于猫王的纪录片，我们把这些影片介绍给加拿大的观众，实际上这是看你如何处理和编辑这些故事。

　　Ruth Berry: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然后谈一下德国的纪录片市场。下面我介绍一下下一位的演讲者，Mr.Klaus Becker，是Filmburo Bremen的公司制片人。

　　Mr.Klaus Becker：我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来参加这个讨论，我要为大家提供的信息实际上对于电影资金方面在德国每年有10万到30万欧罗的资金，这样小的一个资金，我们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我们进行了远征，每年都在改变，我们来自电影业的人来参加这个盛会，这是我们的荣幸。你们可以申请得到一些资金，但是你的电影必须要取得利润，取得相关的盈利来偿还我们所支出的金钱，有一些资金的援助经常会帮助到一些人，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给你相应的回报，所以，当我们在提供资金的时候，提供给不同电影制片人的时间，他是一个短片的制作，还有发行，每一年我们为20个项目提供资金，我们给他的预算大约是每个片子2000—3000欧罗，实际上这不值什么钱，你们许多人都知道在这么少的钱里面要做一个片子的话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还有一个奖项，给予最佳概念的纪录片，给他一个1000欧罗的奖项，二等奖大约是5000欧罗，我们也给一些录像相关的奖项，他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小，15年前我们有一个协议，我们坚持做这一类的录像，有的人只是因为对一个概念获得相应的资助，而不仅仅是一个拍好的片子。

　　现在很多地方有许多的主流影片，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些文化著作相关的硬件要进入是相当难的，每月会有一次展播，把我们一些建议的影片进行展播，我们邀请这些制片人参加公开的讨论，和我们的观众进行公开的讨论和交流。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七个月这样的工作，有时候很幸运的是在影片里面得到更多的播放，运作这些影院的人他们有兴趣进行这一类的活动，虽然他们所播放的观众非常地少，但是他们也看到从某个方面来说，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虽然不是一种主流的影片，也有他未来的发展。所以，他们坚持下来了。

　　我们每三个月也做一些收集工作，在播放的那天晚上，我们收到80个左右的影片，人们支付看电影的费用用作了奖项的资金。在展播的最后，我们可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影片，受到最多人喜欢的影片将会拿到相关的奖项。我们也有从来自其他国家的影片，他们对对这些影片感兴趣，也来参加我们的这些展播。

　　大家也听过我们的一种方式，到处都有父母用来拍摄这些影片。我们问那些喜欢拍摄的人，叫他们拍摄一些短片，只要有兴趣拍摄的人都会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他一个机会在我们的影院里面播放他们所播放的影片。我们教他怎么样使用摄像机，他们拍摄完影片之后我们也不要求他们拍摄的内容，他们只需要拍摄他们喜欢的东西。

　　Ruth Berry: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挺好的机会，这是在德国的，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中国的制片人的话，我怎么做这些东西？我怎么进行这个联合的制作。

　　Mr.Klaus Becker：这个不是联合制作，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些关于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发展，进行交流。实际上资金并不是很多，我们并没有很多的预算，在制作方面在德国也不会有很多的资金，只是告诉大家他们作为年轻人可以选择什么方式进行制片，所以，请允许我在这里继续我的介绍，他们可以做一些很小的影片，用自己的摄像机，他们可以把自己做好的影片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让我们在影院里面安排播放。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看这些影片，我们也有相关的音乐家来为他制作音乐，他们不知道这个影片的内容，他们也没看过这个电影。实际上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我们所做的是，我们邀请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人也来参加这个活动，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可能和中国的城市举办这一类的活动。我们也在制作我们自己的电视节目，如果你已经离开大学的话，我们会给你提供相关的资助来给你制作你自己干影片，大约是一万欧罗，从300、400到500欧罗我们可以提供给年轻人，来给他们制作自己感兴趣的短片，但这是一个非常少的资助。

　　提问：（未进行翻译）

　　Mr.Klaus Becker：最长只能是15分钟，我们将在影院里面播放。我们将在影院里面播放，在某一个晚上，幸运的话你可能拿到奖项。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在这方面，德国和中国之间并没有什么联合制作的经验，所以，关于电影资金方面，这是我们的经验。过去并没有任何中德之间的联合制片。我可以记起来有一个多年以前的一个同事，这个市场正在不断地发展，过去没有什么，但是现在有了，并且开始在不断地增长，而且越来越快，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值得抓住的机会。因为在这里，可以使用自己的创意。

　　何绍光：我想问一个问题，Tina 讲的有一系列的联合制作的条约，我想即使中国跟德国还没有联合制作的情况，德国跟其他的国家有没有一种跟加拿大很相似，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系统你们要注意的？

　　Mr.Klaus Becker：：这个条约实际上没有任何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联合制作的条约，特别是提到电影方面的条约是没有的，比如Tina Hahn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些规则，如果有这些条约的话将会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建立在特别基本的，比如说是两国之间的协议之上，希望是双边之间的协议，它会有非常多的优势。因为它签条约不会特别地贵，可以使两国的关系非常地紧密，我非常地盼望能够获得两国之间的这住条约，也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一种契机，使得此次200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使得两国之间的合作平台，让两国的政府进行沟通，我认为时机是成熟的。

　　从非常基本的层次上来讲可以使我们的合作上一个台阶，因为两国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之紧密了，比方说我们可以使现在的这形势进行进一步的改变。比方说通过政治或者说政府的层面来做的话将会锦上添花，让每个人都获得这样的信息和支持或者是鼓励来加入到联合制作当中。

　　何绍光：在德国有没有像加拿大内容这样的类似概念，特别是和国外进行合作的时候。

　　Mr.Klaus Becker：在德国，我与一些业内人士交谈过，他们非常热爱中国的、中德两国的制作，我经常听到“内容”这个词，内容应该是最重要的，在文化层次方面，如果你去大的市场的话，你还要考虑到经济因素，比如说你要有投资，你在这个地区的投资，你怎么样将这个投资收回，这些都要考虑到。

　　当然，在内容方面必须要对本地的市场有吸引力，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参与到你这个项目中来。

　　另外一点，如果有非常大的资金的资助，比方说有一亿这样的资金来资助。对不起，我可能想不起这个数字，因为我要同时比较一下加拿大、埃及、德国和中国的人口，因为我昨天刚刚来中国，因为我昨天受到了中方非常盛情的款待，我非常喜欢这个酒店，我也希望能够在中国继续待下去。

　　我们当时有一笔非常大的资金来源，现在我们暂时没有中德的联合条约，但是我们有地区的地区资金，高达1.5个亿的资助。这种资助告诉我，如果你拍摄一部在我们这个地区进行拍摄，比如说在我们德国的某个城市进行拍摄，我们可以接受，我愿意给你钱，问题就是你继续从当地来获取资金，如果你获得5万的资助，你必须还要获得另外2万的资助，也就是说从地区方要获得资助。如果你在资金方面没有太大的资金筹措的话，你在德国想拍片比较难。其中50%可能要从公共渠道获得。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你必须要有德国的联合制作方，不能在中国这边单打独斗，比如说Tina Hahn她提出来的要知道德国的一个大市场，知道这个市场的风云变化，也就是必须要有一叶人他们要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市场情况。

　　刚才讲的是电影这方面的资金来源渠道。我想让Ruth讲讲德国的情况。

　　Ruch Berry：我们是如何进入这个渠道，特别是对于中国制作商，因为我们要进行联合制作的话，比如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方、或者是德国方进行联合制作，我们必须要进行一种条约进行联合制作，也就是一种官方的联合制作。之后我们将会谈到如何通过联合的制作条约才进行联合制作的。刚才您提到的是从小的层次进行拍摄，以后会不会有人在后面介绍这方面的介绍？

　　Mr.Klaus Becker：我再补充一点，你可以获得德国地区性的资金，但是你必须要自己也带一点资金，你也能够获得德国地区性的资金。

　　Ruth Berry:最起跑线的一点，你可以获得德国的公司，在中国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制作意念。我自己有一些书面的材料，我希望以后把它翻译成中文介绍一下德国的市场。

　　我现在讲一下德国的网络，我认为还是照计划进行。我现在做完了这个电视介绍，还是说之后我把这个介绍发给大家。大家是否愿意我不讲介绍了？还是直接发印刷材料。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市场，我们有杨明品先生是国家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他做了三年研究整个中国的介绍，我想杨教授的介绍大家是非常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的观众，还是德国和加拿大的在座者，他们是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因此他们会非常有兴趣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希望知道中国的市场发展情况，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的市场如何操作。

　　下面有请杨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纪录片。

　　大家鼓掌欢迎！

　　杨明品：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我首先谈一下我对这个研讨会的一个刊发，就在中国纪录片发展面临新的重大契机和新的转型的时候，在200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召开前夕，召开这么一个纪录片国际联合制作的研讨会，我觉得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历史上国际联合合作将会为未来中外文化交流谱写新的篇章。在中国的纪录片发展过程里面，这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所服务的机构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广播影视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我们的研究因为是研究一些宏观的问题，不涉及具体的纪录片的制作和纪录片的市场的运营，所以，今天我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和一个政策研究者的角度来简要地谈谈，我个人对于中国纪录片目前的方位，和宏观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一些观点，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PPT）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纪录片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要找到这个方位非常重要，只有找到这个方位政府才能确定制定怎样的政策，也只有找到这个方位 我们的纪录片制作商、运营商才能顺应发展潮流，满足观众的需要得到国家的重视，获得社会的尊重。从我们国家电影产生到现在，从我们的电视纪录片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螺旋式发展的过程。最近两年中国的纪录片开始群芳异彩，前一段时间纪录片有过一个相对的低潮，刚刚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到节目播出的纪录片《大河崛起》？？？一开播就引起了评论的热点，参与的报道和信息的讨论达到7千万条，这在中国的纪录片史是罕见了，这说明中国观众对于他们需要的纪录片的偏好，还有《丝绸之路》、《故宫》、《圆明园》、《再说长江》，这从去年以来取得了观众的热捧，已经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说明我们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阶段，有以下特征。第一，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和关注中国纪录片的存在和发展。中国纪录片在对外文化的交流里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在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化表达形式。

　　而其他国家的人们也渴望通过影像来了解当代中国。因此，我觉得中国纪录片目前正站在时代需求、国家需求和国际需求的交合点上。第二个特征要矫正中国当前影视发展偏差需要纪录片的理念和力量。中国的影视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发展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两种倾向，一个是泛娱乐化倾向，还有一个是低俗化倾向，这两种倾向比较突出，正在消减影视的社会价值和市场前景，这在很多的舆论中能够发现这点。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黑学力断言过，他说未来文化的消亡不在文化转制主义的倾向，而是在泛娱乐化和堕落化的影视。目前中国的泛娱乐化现象非常突出，忽视了社会大众更深层次的需求，这种现象正阻碍着当代中国影视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以目前中国的影视发展正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互换人文精神的复归和张扬，这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一个历史的契机。

　　第三个特征社会责任和人文精神将成为纪录片的核心理念。国家、观众和社会对纪录片有着强烈的需求，大家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在中国，相当多的中国纪录片在奇异的少数民族文化里面和边缘化的社会里面找题材，表现的是一种边缘化的思想观念，难以得到多多数观众的认同，偏离了观众的需求，形成了供需的错位，这种现象正好为国外的纪录片制作商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当中国大多数的纪录片制作商难以得到电视台的订单的时候，国外的纪录片却成为了中国的热播节目，这说明一个现象，中国的观众不是不喜欢中国的基础，而是喜欢自己认为好的纪录片，我想国外的观众应该也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一个电视节里面，一个美国纪录片的专家跟中国的专家提出这么一个疑问，他说看完中国的纪录片他并不知道当代中国是个什么形象。我说这个问题提出来都值得我们大家思考，一个不关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重大变革和重大变化的纪录片，一个不与时代潮流同行的纪录片自然不可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记，更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一个不了解观众真正需求的纪录片也是不可能有人喝采的。边缘化的纪录片只能边缘化地生存，因此，我觉得只有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能够带领中国纪录片走出低谷。社会责任决定了纪录片的品质，社会责任也决定了纪录片的未来，也决定了中国影视的未来。

　　这样，研究和体贴当代中国观众对于纪录片的所求、所需这是我们纪录片人必做的一个功课。应该说中国的纪录片人经过了长时间的沉寂已经听到了社会的互换，感觉到了观众的期待，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目前正在调整方向，回归当代，回归理性，回归人文，回归责任。

　　综合以上三个特征，我认为中国的纪录片现在正面临一个新的转型，处在一个新的拐点上面。

　　第二个问题，我想把前两天我听到的一个消息跟大家共享，几年前参加一个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上海文广集团的负责人透露了一个信息，他有一个真实频道，这不仅是中国国内唯一的一个纪录片频道，这些年来这个频道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我们从他的广告能够看出他的发展过程，2005年的时候广告是四千五百万已经实现了盈利，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六千五百万，预计到2007年他们能够达到1个亿人民币的收入。

　　所以这一成功改写了我们目前对于纪录片的一个观点，认为纪录片一个小众产品，经济效益差，市场空间小，难以盈利，这么一个结论。相似很多成功的例子也说明这一点，中国的纪录片市场环境逐步改善，市场需求逐步释放，市场的前景广阔。从播出频道来看，中国现有公共节目套数有2899套，付费节目有99套，卫星电视节目有94套，互联网电视节目有103套。现在全国拥有电视机是5.6亿台，电视观众达到了近13亿，有线电视用户达到了1.3亿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超过了400万户，手机电视用户超过17万户，中国的卫星电视家庭用户到2010年可以达到1500万户。就电影来说，2005年全国共有36条电影院线，电影院的总数有1243家，荧幕的综述2668块，数字硬挺超过了200个，电影院已经成为了城市影院的发展主流，这为纪录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可以设想平均每个电视频道平均只放十分钟的电视片，全国中国一年需要的纪录片的时间是19万个小时，如果我们13亿人民有10%的人观看纪录片就有1.3亿个观众，数字电视和IP电视里面有10%的人点击电视片我们的现实用户超过50万户。保守的预计，如果这个数字以每年10%的属于增长，8年之内纪录片的付费收看用户将超过一百万户，增长速度可能远远超过这个速度。

　　所以不管是广告市场，还是付费收看的市场，纪录片的市场需求还是巨大的。这些数字已经为中国纪录片描绘了一个灿烂的前景。

　　频道的多样性、多元化为纪录片打开潜在的市场大门，开发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一方面需要政策的扶持和推动，更重要的是要增强纪录片对观众的吸引力，增强纪录片满足国家、社会和观众需求的能力。当前，中国纪录片市场尚处在发育期和培育期，观众对纪录片的偏好还没有转化为相应的收视市场，制作人、营销商、电视台三者的利益分配格局还不合理，制作人的利益还不能得到合理的尊重，交易价格偏低，纪录片的盈利模式尚不适应纪录片的发展，市场环境存在许多制约纪录片发展的因素，但随着中国影视产品的逐步成熟，尤其对电视节目泛娱乐化、低俗化现象的抑制，观众的消费模式和习惯在转变，这些制约因素将在逐渐消失。

　　第三个问题，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政策环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对纪录片的重视程度开始增强，针对中国纪录片的政策动机越来越强烈，政策环境日趋转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中央政府主管部门越来越重视纪录片的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的主要领导决定了对国内纪录片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行一个调研，要求提出促进纪录片的正确意见，这个活动当时开展了三个月，我是一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走访了许多电视台和众多的纪录片制作运营机构，可能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先生也接受过我们的专访。这个项目结束以后，我们向中央政府的领导提交了研究报告，提出了我们的建议。

　　今年年初的时候，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曾经向中央领导建言，提出中国要试试文化发展和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个里面，我们认为发展纪录片是加强和促进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促进中国纪录片的正确意见已经完成了草拟的工作，从草案上看这个政策意见有非常积极的内容，政策内容非常丰富，政策手段相当多，政策目标和动机，就是促进纪录片产业加快发展，政策的预期是扶持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增强中国纪录片满足国际需求的能力和实力。主要的政策手段是开设和适当增加纪录片的频道，扩大纪录片的播出通道，以扩大播出需求以拉动纪录片的生产和制作。调动和保护纪录片人的积极性。

　　第二点，国家政策鼓励制播分离，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除新闻类节目之外的所有节目的制作。目前电视台引进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境外电视节目的审批权已经下放到省一级的广播影视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11月开始事实的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对中外合资合作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电视节目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明确规定，合资合作企业作制作的节目适从国产节目，可预见的是对于国际间合作的纪录片将会越来越宽松，对于加快促进我国的纪录片的动机和国际联合合作将起到鼓励。我觉得这是境外纪录片机构进入中国纪录片市场的便利方式。因此我觉得中国和国际联合制作的前景看好。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讨论，关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我的三个基本的观点是，一是经过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纪录片发展的春天即将到来，二，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关键是纪录片人深刻理解国情，顺势而为，紧跟时代潮流，自我变革，担当起社会责任，提升人文精神，从感性回归理性，从边缘回归主流。三是国家促进纪录片发展的政策相当积极，国际联合制作将得到政策的鼓励，成为境外纪录片制作商拓展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最佳途径。

　　这是我探讨的三个问题。

　　Ruch Berry：刚才提到社会资本在纪录片里的使用，您说到的社会资本是什么东西呢？

　　杨明品：中国广播电视的资本运营我们中国有一些规定，除了广电自身的资本其他资本是不主张进入的，近些年来我们实行的开放政策，其他社会资本包括我们的非广电类的国有资本和其他民营企业的资本，甚至是私营资本都可以进入除新闻类节目之外的其他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

　　Tina Hahn：你刚才提到广告的收入，你刚才提到的是什么广告收入，每一年的那些广告收入，您是参考什么数字得到这个广告收入的？

　　杨明品：他是那个频道的广告收入，一个纪录片的频道，上海的纪实频道，2005年4500万，2006年6500万的广告收入。应该说这个成果超乎了它当时的预期。

　　安.皮克女士：制播分离的这种方式，这是一个新的政策，是来支持这些独立制片人的，这个所说的制播分离是指什么？会不会支持独立制片人？

　　杨明品：制播分离这个政策已经实施几年了，主要的内容是节目这一块，与节目播出这一块是可以分离的，原来是在一个电视台内部来形成，现在可以说电视台是一个播出机构，其他的社会机构非电视台机构他们也可以制作电视节目。

　　在中国“独立制片人”我们认为是西方引进来的概念，我们国内原来只有“个人创作者”，个人筹集资金，个人选题材，个人来运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这个概念，我们觉得“独立制片人”的概念和“个人创作者”的概念是一致的。制播分离给很多个人创造了机会，我们很多DV的作者包括一些个人创作者就是和电视台的合作才获得了发展，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安.皮克女士：意味着这些个人对于他们制作的影片是否能够得到相关的版权费用呢？

　　杨明品：我想我们在座的制片人他们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直接跟电视台合作。

　　Ruch Berry：杨教授，在我们茶歇之前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在您的研究之中，您没有提对话到任何官方制作的联合条约，比如说与官方有对话，或者是书面制作的条约，或者是与其他国家的联合纪录片制作的联合制作的条约呢？

　　杨明品：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电视节目包括电影的节目的合作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我们总体是包括广播电视电影，但是对于纪录片这么一个单一的电视、电影品种目前还没有一种联合的制作的条约，也许到了必要的时候我想可能主管部门会来考虑一些问题，尤其是刚才诸位提到了一些怎么样加强国际之间的鼓励和资金的资助这些问题，我想对于纪录片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提问：我们是独立制片人，我想问几个问题，Discovery在中国有一个“新锐导演计划”，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比较商业的计划，我们比较欣赏他们的是培养出一批能够用语言去交流、去制作的这么一批人。但是我从我个人观点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商业行为。Tina Hahn说他是做联合制片，刚才Mr.Klaus Becker说他们也有一部分的资金，很少，但是会考虑和中国的合作。刚才您总结了说中国的纪录片已经到了春天了，还说希望我们这些制作人应该要审时度势去做我们的纪录片，还说国家会有一部分的支持，据我们了解，在亚洲这一块，韩国政府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日本有一些大的财团和政府的支持，但是目前来说对于我们民间的这种个体来说，或者说是独立制作人来说，很难看到政府对我们直接的关怀。

　　我想问一问，国家有没有相关的基金，不是投放给电视台，投放给国有的这些机构，而是直接投放给我们这些也力争符合国家的需求，做一些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娱乐性、人文性、国际视角的片子。

　　杨明品：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是我们两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我们上一次研究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怎么样扶持我们社会机构和一些制作人，让他们有条件来制作他们想做的片子。目前来说，从现在的政策来说暂且没有，因为我们是搞政策研究的，我们给提供政策意见里面我们主张政策在适当的时候拿出一部分的资金来复扶持这些电影、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电影纪录片的发展政府已经有一部分资金在扶持了。你只要申报了电影纪录片的题材，他们认为你这个片子值得去资助，我们是有一笔资金来扶持你的。电视纪录片这一块目前来说没有，到下一步应该会考虑这个问题。

　　提问：每一个预算都是不同的还是有系统的？

　　杨明品：因为分两类，一类是电影纪录片，一类是电视纪录片，两类是不一样的。

　　提问：您说会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种法律和法规是支持我们发展还是说会规范还是说某种程度上限制我们的制作的内容？

　　杨明品：从我们的研究情况来看，现在政府对于纪录片的发展，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电视台还是社会机构，还是我们的个人创作，我觉得他都是支持的，这种开放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一个考虑，对于整个的秩序会有一个考虑，肯定不能乱。你不能说你想拍什么拍什么，这应该说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允许的。应该是只拍那些积极的，对于社会发展正面价值的，应该是有责任感的这些片子。

　　提问：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从目前来说国内的纪录片市场水还很浅，政府是否有这么一个考虑，我只是一个建议，一种是直接投资给我们境内自己的制作人，另外政府这几年发展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钱可以自由去做一些事情的。所以把一些有经验的国外的制作人引进来，他带我们，或者是我们一块做一些片子，可能把我们的制作水准和理念，整个的流程各方面都带起来，可能会对我们中国自己的制作人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推动作用。

　　杨明品：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很多观众对于纪录片这一块市场的潜力只开发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没有出来，应该跟目前国内的纪录片制作水准和质量和他所提供的纪录片与需求方面的矛盾是很有关系的。加强国际联合制作引进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和一些制作技巧，我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机构比如Discovery这些机构，政府都是欢迎的，也是鼓励的。

　　刚才你提的那些，我还听了诸位的介绍以后，我刚才一直在思考，我准备把今天听到的一些很好的建议能够写成我们的一个研究性的报告，来提交给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决策者们，让他们来了解纪录片界一些新的情况，以及国外的一些纪录片的专家们对于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一些好的意见。

　　王松瑤：因为我们是一个制片公司，我们是宝利华亿的，我遇到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你们以后在实行政策的时候是不是相关的政策，因为在纪录片当中我们不能报合拍片的，这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我们跟海外联合制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些素材的问题，运往国外做后期制作的时候，根本就出不去。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素材出不去，我们所有的时间包括跟Discovery所有的合同全部在往后拖延，我觉得这是政府的问题，我把广电部所有的一系列的电话都打过，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申请。

　　我觉得我们在很系统地执行这些海外联合制作的我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请你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杨明品：您说的这个问题在两年前我们调研的时候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当然没有像您提出的那么具体。通过我们的了解，关于一些纪录片的素材也好，还有一些具体的纪录片的节目也好，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刚才你说你的素材拿到国外去制作，找的部门不同意，我也没法理解这个事，我想可能有其他一些因素在里面。当然我们会把您的意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反映上去。

　　提问：如果可笑的话请不要介意，我有一个想法，我看到民间有很多像草根的记录者，买一个DV就开始拍了，包括电影学院开设的纪录片方面的课程都很少。民间的培训也不是很多。这样拍完以后因为缺乏拍摄方面的经验和后期制作的支持，包括尤其是资金等等各方面的支持，拍了一堆素材在那儿放在家里没有用了。我们中国现在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可能需要很多的记录者，已经有很多的人在做了，但是那个素材有人拍了放在那儿我不知道，我又拍了一遍，我觉得国家是否可以出一部分的资金作为图书馆一个库放在那里，这个东西不能播出可以作为一个记录，我们知道相应的题材谁拍了，比如说谁要去用那个题材，一搜就知道谁有那个题材。这样的话“草根”的个人也可以得到一点支持。比如他用素材的话可以支付一点资金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应该由国家建立一个数据库，谁拍了什么样的东西，避免浪费，不用再重复拍了。还可以促进交流和交易的平台。

　　杨明品：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们上一次给决策者提的建议里面包括这一条，我们现在确实缺乏一种市场平台，导致纪录片制作商与我们的播出机构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全面的沟通，也导致了像您这样的一些纪录片的专业人员他的一些素材没有出路。我觉得民间有一些网站，包括高校的一些网站正在做这个事情，您可以跟他们联系。比如中国传播大学有一个纪录片研究所正在做这个事情，他们的网站可以给您提供很多的帮助。

　　（茶歇）

　　露丝·贝利：下面他们将会为我们介绍他们如何进行与中国的联合制作，将会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环节。因为刚才大家也提到很多的关于联合制作的话题。我们怎么跟人们进行接洽。我觉得下面听他们的介绍将会是有趣的，而且有不同的实际、可操作的方法来进行联合制作。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你。

　　Mark Johnson：谢谢，我来自多伦多罗曼公司的制片人及导演，我感谢大家昨天晚上的盛情宽带，并且非常高兴见到很多人和他们进行交谈。我们进行一个“新锐导演”的培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最新的影片，这一次的旅行非常地有趣，我将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作为联合制作和联合制作商就是联合制作所有相关的内容。

　　Anne Pick：我的名字是Anne Pick，我是加拿大Real to Reel Productions Inc，我和加拿大很多的电视台都有合资，还有SPS，还有制作商都有一些进行合作。

　　Mark Johnson：我们有参加了多伦多纪录片电影节，他是对于一个独立的纪录片制作人的盛会，我们建立相关的广播政策。我们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厂商共同分享经验，在我们这一个社区里面，如何进行联合制作，我们的经验以及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验教训，并且我们很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并且将会介绍如何在这里建立一个这样的氛围来进行联合制作。我们还可以介绍我们对于联合制作方面的一些理解。

　　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知道在中国有许多精彩的故事还未为人知，但是我们听说有一些制片人提到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挑战来自于财力，也就是需要资金的支持来把这些精彩的故事变成影片供大家观看，特别是和中国的制片人进行合作，来把他们这些精彩的故事拍摄成为纪录片，让所有人都知道，这需要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来使我们把这些东西拍成影片。我们进行的联合制作包括有和丹麦、法国和非洲的联合制作。进行制片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我现在正在进行的两个项目，我和加拿大的年轻人进行合作，进行联合制片。这是一种方式，和他们进行合作，和一些新进的制片人一起去融资，为这个制片付取相关的资金，和他们分享制作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模式。我们所说的今天的其他一些经营模式来使这些故事变成真正的影片。

　　Anne Pick：电视商也提到，如果他们要预售一个项目，如果制片人没有经验的话，他所有制片人的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些创意就是一个资产，制片人给他们机会，如何经营他们的预算，我们教他们如何经过整个过程，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何把故事变成影片，我们需要在这里定义的是我们所有的原材料生产，还有如何帮助你的影片进入国际市场，然后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而且在制片人之间还要建立关系，电视台要和制片人之间建立这种联系来扩大他们的市场，每个国家的电视台都希望他们所支付的金钱能够相处良好。我们把影片销往德国的时候，也希望德国的电视台放映这些影片的时候能够赢取很好的收视率获得相关的盈利，制片人和制片人之间的关系，制片人和导演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会把制片人送往我们这里，因为你还没有足够的经验。

　　Mark Johnson：您刚才所提的有电视台环境的这种国家，现在的广播环境是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工作是要了解相关的信息，你不需要了解一个未知的市场，这就是联合制片他的优点，就是帮助人们了解另外的市场，作为我这一方的市场，我提供信息，我去了解，而作为你那一方的市场，你负责搜集信息。

　　Anne Pick：我想这里有很多的层面来进行对话，总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需要寻求什么，内容是重要的，需要知道他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可能是否可行。我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条约的时候，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首先它是观众感兴趣的题材，我们从这里开始使它能够起作用。下个星期我将会在南京开始我们的联合制作，这是一个故事纪实片，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这主要是来自私人的资金，来自于已经使用DVD在香港(香港说吧)一个公司进行预售，我们为他提供资金，按他是超过100万美金的我们希望降低这一些不能盈利的组织，这个电影只有很少的关于加拿大的内容，但是他是一个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故事。我已经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而且展示不同的观点，这个题材应该是适合于整个国际市场的，所以它的内容在哪里都是可以播放的。

　　Mark Johnson：我和我的联合制片人讨论过这个影片，我们在寻究加拿大的题材的时候，他可以带来这么大的盈利，我个人来说，更感兴趣一些，和她能够了解到我不能够在加拿大获取太多的资金，但是这个价目已经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电视台感兴趣的内容，在阿姆斯特丹最近我们想办法获得相应的资金来资助这个影片的拍摄。但对于有一些项目来说，有一些项目我们觉得他的故事很精彩，但是我们只是付出额外的努力来为他赢取相关的拍摄资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在这些项目里面其实只有两个是不符合加拿大题材的要求，但是这些故事是非常精彩的，我太喜欢他们了。所以，我会想尽办法来为他们融资，来使他们能够得到成功的拍摄。我们的目的是制片的价值会更高。

　　Anne Pick：下面我想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联合制作的短片。它是一个政治上面非常活跃的人员，有很多人非常热衷于他的演讲，当他60岁退休的时候，没有办法再赢取更多的听众，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我们看一下这个短片，像我刚才提到的，他虽然不是很符合“加拿大题材”的项目要求，但是他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接受的，是一个有趣的题材。所以说，这个故事的内容或者说题材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关于个人的故事，它通过摄像机可以分享拍摄者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最后如果我们有条约的话，可以分清不同的角色，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原则，要定义为这个条约所接受的内容。我们先要有创意，然后建立相关的关系，然后进行合作，然后再从这里继续发展。

　　Mark Johnson：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的不同的一种关系。需要有制片人之间的信任，我很高兴在这里工作，来自加拿大的同事他也是一个很出色的编辑人，他这么地独特，他和中国的制片人进行合作，引进他们的专业所长，为这些欧美和加拿大的电视台制作影片，所以我在这里也想发展我和中国制片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进一步能够使我们发展的是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而不仅仅是我们之间的资金方面的帮助。

　　下面向大家展示的是我们联合制作的短片。

　　（播放短片）

　　（这个片子讲述了一位女士的故事，她之前是一位研究核弹的专家，她去过不同的电视的“脱口秀”，很多人对她的评论是说她给人一种灵感和一种启发，为我们引导了一些新的方向。她在脱口秀里面提到自己非常坚持原则，即使有一条狗在里面狂吠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还提到美国和俄罗斯使用的核弹方面两国所持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个片子讲述的是对一个异己分子的描述，讲述了他三十年的生涯当中对自己生活的描述。然后会讲述乔治布什）

　　Ruch Berry：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可不可以放到这里为止呢？我想观众现在的反映不错，下面我希望从中国的制片商这方面提几个问题。比方说你们想不想知道怎么样与他们联合制作呢？

　　假装我是中国的制片者，我的意念非常地好，我从中国制片商的角度来问你们问题，为什么我要去加拿大做制片？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伟大意念与加拿大的制片人进行分享？为什么我要跟加拿大人进行合作？比方说我可不可以向加拿大的观众讲述在中国的一个小村庄里面发生的事情？

　　Anne Pick：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其中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今天亲身来到了中国，第二个原因，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一些意念。我们发现这些伟大的意念它有一些国际上的视野和国际的潜力，会获得国际买家的关注。因此，如果你认为你的意念超越了所有制片人的想法，我鼓励大家与我们进行合作。

　　Ruch Berry：比方说就好象跟你们说“你好”，然后双方认识了就可以作了吗？

　　Anne Pick：当然了，比如我们与北京的一位导演三月份才认识的，我们现在在南京就开始了我们的联合拍摄。

　　Ruch Berry：想问一下马克的联合制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Mark Johnson：我们可以放一些片花，我跟王松瑤是去年认识的，她给我们放了一个小片段，我们也遇到了一些从法国的一些同事，我们为法国的公司用了一个显微镜的拍摄手段描述了蜂巢内部的形状，他们说你们没有跟中国的制片商进行谈话，我们知道他的意念是非常好的。因此我们跟中国的制片商在加拿大的HDOC的纪录片进行会面，他放了一个片花，他们在“功夫蟋蟀”的片花上获奖，我希望能够带到阿姆斯特丹和我认识的广播商来进行拍摄“功夫蟋蟀”的工作，这是我带给阿姆斯特丹的片花，我希望能够在2007年能够进行拍摄。它的名字叫做《中国功夫蟋蟀》。

　　（播放《中国功夫蟋蟀》片花）

　　Mark Johnson：我看到这个我非常感兴趣，我想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相信的故事，他们用人物，其实里面的主人翁就是蟋蟀，他们来养这些蟋蟀，有非常多的蟋蟀迷，他们用手亲自去喂养它，然后变成会懂功夫的蟋蟀，这是我前所未闻的故事，同时也有一些非常高的电影拍摄商，他们极富幽默感，去年我看了《中国功夫蟋蟀》的片段，我为此深深着迷，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项目，我们有非常好的技术，我们有4D显微镜的拍摄技术，通过双方的交流，你会发现双方可以给对方带来的一些新意念，双方一拍即合的，比如说加方的技术可以帮助中方拍摄这部片子。这是我们与中方交流中所带来的合作前景，合作是非常简单，一开始的时候就有非常愉快的开始。如果对于德国的联合制作来说，我想跟德国的同事说我们以前没有做过这种联合制作。

　　Anne Pick：很多时候我出席过相似的业内研讨会，或者在中国，或者在英国，我认为我们的研讨会就是我们联合制作的开始。

　　Mark Johnson：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都会在，希望大家有问题跟我们进行接洽。谢谢！

　　Ruch Berry：接下来有请德国的同事，Britta Erich，他是独立的制片人，他的公司是Filmtank，是在汉堡的一家公司，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你。

　　Britta Erich：如果有埃登波顿在里面主演蟋蟀，我相信在全世界都会比较叫座，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可能让他去太慢了，我们也有一个DVD的片段，也可以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现在为什么不开始联合制作，刚才我的加拿大同事提到过说想跟中国进行联合制作。我的名字叫做Britta Erich，我们的公司是Filmtank在汉堡，我们的公司主要是进行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纪录片，我们还做非常多的一些长片，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片段，他是与意大利的联合制作。

　　（播放片段）

　　这是讲一个T恤的故事，比如说很多时候德国的T恤不穿了以后就会循环再用，我们就从T恤的故事延伸到了一系列的故事。

　　（讲解片段内的内容：这两个小孩提到“我喜欢这个T恤，因为我可以穿着它打足球；这是世界的另一端，离德国有一万公里，非洲的国家是马达克松姆的村庄，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二手的从发达国家淘汰过来的东西。他们把它叫做“白人的衣服”，因为他们不想把这些衣服扔掉，他们觉得可以穿就穿在身上再用。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简陋，因为他们身上穿的东西可能是我儿子扔掉的夹克，或者是我淘汰的T恤，这个T恤我已经跟了它很久了，我希望它不会再到另外一个人身伤再穿。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征途，这一次我想从这个征途的一开始说起。）

　　Britta Erich：这是与我们意大利的同事一起拍摄的，我们的电影制片商在德国与我们进行亲自接洽，说希望和我们做联合制作，我们发现我们喜欢这个故事的意念，我们也认识在德国的广播电视商，我们也会知道德国拍摄的一些形式和德国操作的一些基本技巧，因此我们和意大利的同事进接洽，我们和ATELL（音）进行接洽，里面也多了ATELL（音）的资金来源，这个预算方的预算，所以我们进行的削减了一部分。因为德国的市场不是特别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德国的这样一种T恤衫，是德国的小朋友穿过的，这个小孩把它扔掉，然后就会有非洲的小孩继续穿，然后我们跟着这个T恤衫跟踪不同时期的主人，再看一下整个对衣服循环系统中的那一些人，我们与批发商各个环节的人进行商谈，我们去了非洲，有一些女人她们希望能够来循环倒卖这些二手的商品进行盈利。我们拍摄完毕的时候进入了编辑的阶段，这个过程是经过剪辑的，在意大利的罗马进行，我们也编辑了德国版。

　　不仅仅投资方出钱，他们也要负责一些决定。比方说他们是如何进行这部分钱的筹措，然后他们希望这部电影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有非常多的会议，比如我们和导演和编辑进行很多的沟通和对话，每个人都会发现都能够满足到自己的意念。有时候你可能不会意见一致，我们根据不同的剧情为德国的版本或者是意大利的版本分别拍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意见一致，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分歧，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联合制作。

　　这就是我们为德国的广播电视商首次做的德国版本，我们进行了配音，有时候也会用不同的字幕，刚才给大家展现的是一个联合制作最后的成果。不知道观众有没有问题呢？

　　提问：是用什么来进行拍摄的？

　　Britta Erich：用DV进行拍摄的。

　　提问：你们从最初的预算削减到最后的多少？

　　Britta Erich：最后的预算是削减到18万欧元。

　　Britta Erich：我们提到这个预算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比方说中国的制片人可能想知道德国的预算情况，实际长很多时候可能是从11万到50万欧元，目的是基于你是拍摄哪一种类型的纪录片，你知道这部片子的预算是多少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削减，或者来进行自己预算的安排。因为不是特别容易来获得你特别需要的资金。

　　Ruch Berry：有没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壮大，因为我们看过一些德国的纪录片市场，举例来说，作为国际上的纪录片商如何在这个国际市场上进行生存呢？

　　Britta Erich：要生存是可以的，但是要生存下去是越来越难了，因为市场的境况越来越难了，而且有非常多的困难，你可能要面临资金筹措的情况，而且片片子是非常耗时间的工作，首先要缺少资金，可能会有期限、时间的限制，比方说你可能比原定的拍摄计划又晚了两个月。最后这个钱来了以后又会有其他的问题。像我的同事Tina Hahn知道，他的整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我们不得不在钱真正到位之前就进行拍摄，因为对于制作商来说，你必须让你的现金流量能够顺利地流向，很多时候不是如你所愿，但是对于很多的纪录片商来说是可以生存下去的，只是越来越难。

　　Ruch Berry：对于成功的制片人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壮大的团体呢？

　　Britta Erich：并不是非常壮大的团体，我们有非常多的制作，如雨后春笋一般，马克说到，我们每一年有非常多的纪录片推出，但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旺多，像Tina Hahn说的要与广播经销商和网络商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可能要非常多年的时间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将自己的心头作品播放出来。

　　Ruch Berry：下面我们将会邀请下一位的演讲者，你在进行联合制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经验进行分享，你认为联合制作是好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呢？你认为它是不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事情？你从联合制作中有没有学习他人的一些优点？

　　Britta Erich：首先从Tina Hahn这里我就学了很多东西，这是一个肯定的回答。我希望和其他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工作，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性的过程，从其他的文化中或者与我们不同文化的人进行学习，非常好的一些交流，在创作的过程中你也学习其他人的文化，他们怎么样拍摄自己的电影，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过程。

　　Ruch Berry：下面我们邀请中方的联合制作，在我们从加拿大和德国的联合制作之前，我们通过这个环节知道我们暂时还法国一个官方的联合制作的条约，比方说中国和德国，或者是中国和加拿大，或者是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原因是非常众多的。有一些政治或者是官方的问题，另外一些原因可能是归结于由于中国的这些广播观众无法像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或者像德国那样制作版权费，因此这种关系不是特别平等的。我想对于中方的层面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对于制作商来说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合作，我们与官方保持非常好的渠道，向他们重申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条约。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已经提到了进行联合合作的可能性，比方说德国还有加拿大就有这种联合制作，我们要经常继续联合制作才有可能将事情变成现实，我们只要有这种热忱和奉献精神，就可以把它变成现实，就可以在纪录片行业充满信心。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需要数据库的重要性，对于全球的制作商他们都是要分享这种数据库。我们今天非常地幸运，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过像英文的这种数据库，我希望跟大家交流，我们自己做一些问题工作，希望今天与会人员今天回去做一下家庭作业，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建立一下数据库。

　　因此我希望每个人自己回去做功课，比如通过英特网，或者是与业内的人士进行交流。比如说看一下这个素材以前有没有人拍摄过，如果这个素材已经有拍摄过，比如说三到四个素材都是相似或者是雷同的，你就知道这个现实的世界，你必须要知道国际市场运作的情况。通过业内的交流可以让你知道业内的发展情况。

　　Britta Erich：对于电影制片商来说，我们进行联合制作的时候，你必须意识到整个影片的内容，有些内容必须要做一些妥协和修订。因为你要进行资金筹措的时候，你想要了解一下广播商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另外，必须要做一些适时的修改或者是改动。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要做一些某个层次的修改，或者是修订。

　　Ruch Berry：在全球大家都必须要进行一定的修订。

　　提问：我们有一个欧洲的纪录片的市场，叫做EDM，在丹麦的。就我所知，可以对于中国的制片商来说可以成为EDM的成员，我们有南美的成员和非洲的电影纪录片的同业加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络。你可以建立一个业内非常好的关系，认识其他国家的制片商和导演。如果你成为他的成员的话，我想大概是一年110欧元的会费。这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

　　Britta Erich：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想更了解EDM的情况，WWW.EDM.COM，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的纪录片的制片网络。请大家跟我们在座的欧洲制片人进行沟通。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中国这一方的代表。谢谢！

　　黄华麟：我只想补充一点，联合制作的时候使用的语言，联合制作实际上是指你把你提供资源、提供现金等等进行联合制作，要指出的是，当我和年轻的制片人合作的时候，这是一个文化方面的制作，我们要带来这个关系方面的制作，这是我们前提和基础。我刚才提到的联合的探险和奉献是存在的。

　　Ruch Berry：对于联合制作将会为我们介绍他的经验，他的影片名字是《中国的好莱坞》，是和国家地理杂志进行合作制作的。

　　黄华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中介，我们的公司是“文化连线”，我们是一个中国公司，我们在北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国外的雇员，我们有编剧，还有发行商国外的，我们只有两年的历史，我们一直有一些欧洲国家提供给我们的片子，我们现在也和北美的一些电视台在谈合作的机会。我们的母公司实际上已经在中国投资已经有12年了，我们的公司的业务是涉及各个行业，而电影业只是其中的一个的部分。我们主要的业务是做纪录片，它的目标是国际市场。我们现在要做国际纪录片正合适的时候，在中国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经验。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状况还不是很适合纪录片发展，因为电视台上面播的纪录片还很少，所以我先谈一下为国际市场所制作的纪录片。

　　（PPT）

　　今天我想举《中国的好莱坞》的案例，它是52分钟长，还没有全部完成，在荷兰还有中东这些国家播出，也会在法国播出，还有澳大利亚的ABC电视台播出。我们有中国和国际的观众，我们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时候，我到过香港和新加坡，我有很多联合制作的经验，我现在就在中国。我要和大家讲是怎么样才能做得到，从融资如何使一个交易成功，我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是它的结果会是我们付出努力之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短片，我要放最开始的三分钟。

　　（播放《中国的好莱坞》的片段）

　　（短片的画外音：下一个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中国工业、中国经济的世纪，让我们提早开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影业刚刚过了他的21个生日，我们有很多国际的导演和和影星，中国的导演业正迎来他的黄金时间。李安成为第一个被国际市场所认可的导演。在电影节上，他们赢得了最佳的导演奖，在高科技融入的《功夫》这一片上他们获得了国际影界的认同，2005年的8月份张艺谋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制作的电影和中国的制片人，他们成功的秘密在那里呢？）

　　———金黄华麟：这一个我们要做的交易，是我们和加拿大的合资公司一样，和我们进行联合制作，我们还得到了国家地理的预卖。最后我们使这个交易能够成功，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开始制作之后，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方面融资的问题，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帮助，为我们做所有的研究，研究所有的国际上的要求，为我们取得了60%的预算。这表明的我们有来自用户的承诺，这是我们成功的开始。

　　我们有这些编辑人还有制作人之间的合作，最后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一直想要获得合同，所以60%的预算是挺不错了，大约是20万美金左右，如果大家见到整个计划实际上还是很建议的，因为所有的短片集成都是非常昂贵的，实际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我们从预售商还有承包商那里拿到了60页的合同，我想我永远都不能满足这60页纸合同的要求，我们投入的所有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首先我们的遗漏保险，还有制片保险，在中国，没有一个保险商做过这一类的保险，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一类的生意，从来没有人知道它是应该怎么样做的。我们在全世界找寻这种保险，然后买到这个保险，最后我们是在新加坡买到这种保险的。所以，最后他们就接受了这个遗漏保险，但是我们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可观的，我们为那些保险也支付了不少的金钱。然后我们对所有的面试和跟这些影院进行面试都是在中国进行的，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所获得的文件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预售商，他们有两到三页的法律商，我们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多的法律文件，而且还要签署这么多的法律文件，我们要和联合制片人进行谈判，这是一种互相合作，如何应付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把它转成一种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普通的语言，把两三页的法律语言转成只有两三行的普通语言。所以，最后我们就租借到了相应的地点，还有里程碑。里程碑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东西，这是我们制片的计划，这个制片的计划非常地详细，对我们中国同事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的东西，每一个局天的步骤，每一个需要交付的成绩，还有每一天，甚至都具体地在计划里面指出来。所以，这个制作计划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如果说你没有按这个计划执行的话，他们就会对你进行罚款，或者说是不接受。

　　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按照计划来执行，我们最后确实是按照制作计划来交付我们的产品了。但是唯一要坚持的就是每一步每一天都要按照这个计划来做。对于创意和技术方面的指标，在联合制作的合同面也得到规定，而且还要通过相关的技术测试来说明的确达到了合同里面的要求。

　　我们面临一些老的影片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一些短片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制片人，我们有一些老的影片4×3的，你是否接受，我们需要不断地跟他们进行谈判，然后使他们接受这些比较旧的影片。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合同有一些偏离，但是也能够得到他们的接受。所以我们需要花费时间来研究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如果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事先告诉我们的合作者，提前告诉他们我们能做到什么，不能到什么，及早地调整我们的计划。

　　最难的是执行计划。在中国，我们有纪录片制片人，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制片人，他们按照正统的方法和正统的制作方法来制作这个纪录片，但是我们问他们能不能在之前先写出制作方案或者是制作的脚本的时候，他们说“不行”。我经常到北京获奖，那为什么不能学一些新的东西呢？我想他们是很好的纪录片制片人，但是他们是要学习一些新的技巧。也有一种叫做“专题片”，和“纪录片”是两样东西，“纪录片”是一种观察，每一样东西都是记实性的，是实际发生的，不可能是事先计划的，但是“专题片”可以提前进行计划。所以“专题片”的导演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最后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导演来进行合作。

　　实际上这种观念也在不断改变，中国的制片人现在也开始熟悉国际市场上的这种故事的叙述方式。我们的拍摄脚本还在发展的阶段，所以，还需要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使他们慢慢地成熟起来，来编写合适的制作方案。

　　最后，我们谈到主要的人物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导演，我们有很多的电影片断，是购买自当地的影院。这个版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有许多不眠的夜晚来寻找合适的短片。比如说对于《藏龙卧虎》的片断，如果你缺了那一个片断就不能完成这个计划，就不能做到合同里面规定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找了一整年都是花在版权上面，当我们找到这个版权的所有人之后花了很多的钱，最后从七个国家购买《藏龙卧虎》的版权，主要在亚洲的版权。所以电影片断有时候真的很难找，而且非常费钱。另外就是音乐方面，我的同事Tina Hahn经常不断地求索，向这些影院不断地购买这些关于电影片断的版权，但是有一些电影院告诉我们他们从来不卖这些电影片断，他们也不知道收费应该是多少。我们只能不断地告诉他们，我们必须要在世界市场上播放的话必须要购买这些版权，而且我们是愿意支付这些相应的版权费用的。最后我们购买到这些所有的版权，来自中国和全世界，我们在这里费了多少的努力，实际上对于它们我们花费了53%的资金。

　　音乐的版权直接到音乐的发行商这里购买版权就可以了，可以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重新检查来发现谁是作曲的，谁是发行这个音乐的，这些方面是值得我们进行努力的。因为有一些地方制作的音乐不是很清晰，我觉得我们应该再三地检查，或者说是他们播放给你听。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的音乐天才，这是我们需要的。

　　总结来说，制作方案是国际性的一种合作，我们在进行实地的研究，我们制定相关的计划，我们买相应的保险，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制片的保险、遗漏保险都是从国外购买的。

　　对于人员的发现和地点的选定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这在中国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支付金钱，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对于真实的这些荧幕，我们不想用到金钱，所以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创意，特别是对有名的那些名人，他们会要求提供相应的报酬。

　　提问：我对这个版权有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存档的文件，他向你证明他是真正的所有人呢？这个版权有的时候已经转卖了十次以上，有的时候政府说他们有这个版权，有一些影院告诉你，有一些工作室也告诉你，然后制片人也告诉你他有这个版权，很多人告诉你不同的版本。有的人又购买了世界的版权，但是其他人也许也有相应的版权，也许他们之间就有很大的斗争。所以，在中国谁能够保证他是真正的版权所有人呢？之后你不会有任何由于版权造成的麻烦呢？

　　黄华麟：实际上，我明白你所提的，如果从TV的制片人、电视制片人、纪录片制片人来说，他要说声称他是导演，他有版权的话，我们提问谁投资于这个影片的话，是电视台，那电视台虽然他们有投资，但是他们没有给全部的钱。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所以制片人也许自己也有投资来制片，所以他也有部分的版权。他在电视频道上进行播出，投资的人，也就是电视台进行了投资。

　　提问：看起来应该是电视台有这个版权，那你们之间有没有合同呢？

　　黄华麟：我们没有合同，所以有时候是挺麻烦的。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知道他有这个版权，实际上工作室生产的这种片子更容易了解它的版权情况，因为我们在中国实际上还是有办法找出真实的所有者是谁的。

　　最后，我希望在中国的同事了解一下在这方面，这不仅仅是一个创意和制片，还需要注意法律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就是关于税收，当我们谈到税收的时候，往往是已经到了很晚的时期，有的国家征收高达33%的税，我们都给吓坏了，我们又重新地核对所有的合同，和我们的律师进行交通，这是不是一个国际上的要求呢？我们必须要和我们的联合制片人和我们的买家搞清楚，到底税收，还有所有的这些税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税收的问题必须事先等等注意。但是，最后我们地决是交付到了合同所要求的片子。最后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这是我们收到的一些电子邮件，我把他们的一些表扬复制了在这里，当然这是没有版权的。

　　（PPT）

　　有一个法国的制片人说，这个片子非常好，他很想买他，荷兰的人提到说这是他看到的最好的纪录片，他想卖给他的观众，等等。

　　Britta Erich：他们买了吗？还只

　　黄华麟：我们在进行合同交换，这是我们发行经理的工作，他每天都写电子邮件，其实还是卖得不错的，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收回所有的投资。非常感谢！

　　Ruch Berry：请大家提问。

　　提问：我想替中国的一些新的制作人问几个问题，刚才的《中国功夫蟋蟀》的导演一样，我和另外一个导演，都是Discovery和FTF计划的胜出者，都给Discovery制作过一部纪录片，我们也学会了一些新的讲故事的方法，我们都已经有过一些学习。但是现在我在跟德国的一些制片公司和英国的制片公司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还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中国的制片人的不信任，我想问问在座的专家有没有给中国的一些建议？

　　黄华麟：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海外的目标市场告诉他们你必须要满足他们的整个预期，基本上来说他讲故事的技巧，你也会遇到其他方面的一些障碍。我们可能会有三段或者是四段的叙述方式，比方说要由人物来推动这个剧情，或者是整个故事的构成。比如说故事的开头，故事的发展，整个故事的高潮阶段，最后就是你的一些好的东西。刚才我的同事已经进行了一些相似的分享。

　　首先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首先你要在文化上、社会上负责任，另外你要知道公众需要什么，当然也需要某一些程度上的策略和眼界，然后平衡各方面的因素。怎么样来处理各个方面的因素。我想我与我的这些导演进行过多次的交流，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较少地注意数据方面，更多地注意到情节方面呢？然后他们提到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和见解。

　　Britta Erich：您是制片人还是电影人呢？因为我认为，比方说你想建立一种信任的经验，比如说与德国的联合制作中进行一种信任的经验，比如我就会与有业绩的制造者进行合作，这是最容易的方式。比如说你业内有惊讶或者是有业绩可考。

　　提问：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这种艺术性的艺术片，还有ACTOC的纪录片，从中国这方面可能更多地喜欢ACTOC的纪录片。中国人会不会更加喜欢艺术纪录片吗？

　　黄华麟：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在戏剧和纪录片行业从事了三十多年了，我有一个信念，在艺术方面的纪录片还有商业的纪录片，就是您所说的ACTOC这方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分界线和分水岭，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由大众所接受的纪录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它是可以完成的。

　　Mark Johnson：我非常同意刚才的见解，提到《卧虎藏龙》是一个全球的大片，我们在全球的电视台看到过，每一个剧情不同的电视剧都会有自己的四段的情节片，我们会提到非常受欢迎的电影，那种最受欢迎的纪录片都会体现我们全球的这种形式，比如说他是一种艺术方面的，同时的由于全球的电视环境，你可能会使得尼克夫莱新是非常出名的制片人，还有A Ten是非常出名的制作的大公司，国际的大公司会委托你做。国际上有比较少的纪录片的频道，他们可能会播放90分钟的纪录片的电影，会提到非常多的电视台只是非常少的商业电视台，他们的电视剧集只是播放一个小时，用商业的形式进行操作的。

　　比方长一点的纪录片，比如说以艺术为主题的纪录片并不是特别多的。

　　Ruch Berry：非常感谢中国的黄先生，他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多的见解，下面请井水清主任，他是来自CCC制作部的主任，他与新西兰的自然历史制作公司进行的合作拍摄《青藏铁路》。

　　井水清：听了一下午中外专家的发言也是很受鼓舞，我来自于五洲传播中心。我们的纪录片大会之所以把我排在最后一个发言，可能知道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比较简短，我想留更多的时间让大家去探讨。

　　简单介绍一下五洲传播中心，五洲传播中心成立有12年，目前的影视业务是影视的国际联合制作业务为主，每年自己制作和国际联合制作的纪录片大约是200小时，我们有一个数据库存了5千小时的素材和1千多小时的纪录片。十几年来我们跟国际上很多的媒体和制作公司都有合作，例如Discovery、国家地理、动物心情频道、美国的PBS、加拿大电影局、法国A Ten，还有新西兰的自然历史制作公司，我们有三种模式，第一种跟播出公司合作。第二是与制作公司合作，然后委托市场发行。第三协助国外的拍摄进行制作。下面我介绍的《青藏铁路》是我们和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共同合作的，下面有一分半钟的短片给大家看一下。

　　（播放短片《青藏铁路》）

　　中国有许多看成世界奇迹的伟大工程，从万里长城到三峡大坝，青藏铁路是建立海拔四千平米以上的，可以说是人类铁路建设设计和施工史上难度最大的工程，青藏铁路是2001年动工的，在2006年建成通车，全场1100公里，总投资25亿美元。这个片子主要从青藏铁路建设的三大难题入手的，第一个是永久冻土，第二个高寒缺氧，第三是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于这个项目我们早在一两年前进行关注进行调研，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借鉴了国际上独立公司通常采用的操作模式，先确定自己的制作方针，然后在策划阶段与播出单位进行沟通，以确保节目的播出效果和降低节目的投资奉献。为了市场最后的效果，我们和新西兰自然历史一起策划这个节目，和播出平台，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我们也出去跟一些媒体进行沟通，到美国、欧洲到亚洲一些他们的总部进行沟通。这个项目的确立就是我们跟Discovery的沟通过程中了解到国家地理和Discovery都开设了类似建筑的栏目，在Discovery开设了“建筑奇观”的栏目，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小时的节目合作。

　　《青藏铁路》这个片子从操作上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这个合作可以说是《青藏铁路》唯一获得政府批准的对外合作的一个项目，同时拍摄这个节目的同期在中国也只有中央电视台，只有我们两家来拍摄这个题材。

　　跟新西兰自然历史我们有几年的合作了，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合作商我们沟通得比较顺利的，从节目的策划到拍摄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团队的组成是双方共同组建的，中方和新西兰自然历史各自出了导演、设想、录音，后期制作主要是在新西兰进行制作的。

　　在针对以上三个建设中的难题，高原、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我们在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也采访了许多的权威专家，虽然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线的工程人员他们做出了很多的牺牲，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但是考虑到这个节目我们做的主要是讲建筑的，所以舍弃了很多很好的故事，我想这还是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假如我们针对国内市场可能从这些感人的故事做起。因为也是考虑到国际市场的需求，因为它是从建筑技术的角度看待这个片子的。

　　这个节目我们首先进行了预售和发行的前景分析，首先把调研的结果跟Discovery亚洲电视网策划案、故事大纲、拍摄方案、预算、主创人员都跟他们进行了沟通，同时这个节目也是唯一一个中外合作的青藏铁路的节目，同时我们还跟铁道部的资料中心取得了联系，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因为在很多建设场景的资料是无法再重去拍摄的。得到了他们很多的宝贵的资料。

　　从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同步跟后期的制作方和播出单位进行沟通，几乎每天都会在拍摄中进行电话会议，沟通拍摄的进展，这样拍摄出来的节目可能更符合市场的需要。

　　因为拍摄时间的周期虽然是我们提前一年进行调研的，但是拍摄的周期是相对比较短的，前期拍摄我们进行了两次，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后期制作大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粗编过以后交给了Discovery，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进行了相关的修改。通过这种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合作，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学习和借鉴的机会，这个片子正好在今天开幕的“2006国际科技电视周”上进行播映，已经在参选的节目中入围了200部片子的决赛，8号会有一个结果。五洲每年的项目大约十个左右，目前正在合作的项目，上周我们刚刚跟PBS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关于奥运的美食之旅，大约是52集的节目，跟国家地理将要开展的合作大约是5个小时左右。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跟更多的国外的制片方和媒体进行合作，开展影视合作项目。今天有幸请到了合作方新西兰自然历史的合作总监于春红小姐，待会儿有什么问题都由她来回答。

　　Tina Hahn：我非常好奇，想知道您的预算，预算的百分比来自几方，有多少是新西兰出的呢？剩下的那一些预算是从CICC来还是从中国的其他部门来的预算呢？

　　井水清：五洲传播中心是一个市场化的公司，我们主要是通过市场方式去赢得一些资金，同时对于一些项目也会获得一定比例的政府投入，对于跟新西兰自然历史合作的《青藏铁路》我们两家是按照各出50%的方式进行投资制作的。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方案预售给Discovery的亚洲电视网，有一些预售的款，在开拍的同时已经有一些预售款到帐了。

　　Ruch Berry：您是官方的公司吗？刚才您说到是唯一获准进行联合制作的公司对吗？

　　井水清：是唯一获得拍摄青藏铁路的公司，当然我们跟政府有非常好的关系。

　　Ruch Berry：好的，现在我明白了。刚才我可能理解上面有问题，我以为您只是唯一一家可以做联合制作的公司。

　　Britta Erich：刚才提到的预算问题您还没有提到书目，我想他们可能想知道具体的书目。

　　井水清：具体的书目还是由我们的合作伙伴，由她来说，这样你们会觉得更有可信度。

　　于春红：根据市场的回报规模，一部建筑奇观的影片要控制在20—30万之间，如果过低会影响影片的质量，如果过高会很难在市场上收回成本，我们还是希望在收回成本的情况上小有赢余，一般的影片都会控制在这个范围，大家都是这个行业的，一般的一个小时能够被国家地理或者是Discovery顶级的网络接受的影片总是要控制在这样的一个水平。

　　提问：我想知道Discovery他们在预售的时候付出了什么，或者是做了什么工作呢？

　　于春红：每个影片都是不一样的，我想不大方便在这儿讲具体的数字，因为每一个项目都要个别地跟他谈的。

　　Britta Erich：我想每个人都有兴趣知道CICC是做非常大的项目，对不对？你们的预算也非常大？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30集或者是50集与CPS的这种项目，如果我跟CICC进行合作的话，不是如果我只拍一集或者是75分钟的节目你们不会跟我合作，你们会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太小了吗？

　　井水清：刚才《青藏铁路》这个节目只有52分钟，所以60分钟的节目我们也是在制作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跟更多的、更大的媒体制作比较长一点的节目，两个小时，或者是更多时间的节目。

　　Britta Erich：不仅仅是长度的问题，还有预算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很多预算少的话你会不会嫌我太小，比如说只有10万美元，你会不会嫌我是一个小项目呢？

　　井水清：其实对于五洲来说件越少越好，因为投入得越少这是我们能够赚的钱越多，这是我们去判断合作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

　　Mark Johnson：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这些电影制作商，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预售这方面的经验，比如说像60个到70个电视台他们的预算这方面的情况，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

　　Ruch Berry：不要误会，我们是独立制片人，我们非常愿意分享这方面的情况，但是我想对于五洲这样的大公司的话可能有些方面的内容并不是那么方便透露的。

　　Mark Johnson：对，如果他们不方便来做，对于我们这些独立制作人可以自成一窝，来分享我们自己之间的秘密，我们可以随便地说出我们的预算有多少，对吗？

　　Ruch Berry：谢谢井主任最后的发言，最后一个发言是来自于北京的华亿联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王女士。

　　王松瑤：非常感谢，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来自宝利华亿的，我的公司一直在做电影和电视剧的投资，这两年比较重视整个纪录片的市场，所以我们应该算是纪录片行业的新人，但是我们从开始做到现在比较幸运，一直抓的一些项目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想在这里讲一下我们关于《长征》的合拍片的情况。这部片子和美国的合作伙伴Nine Times一起来做这个片子，，在整个联合制作的最后我们重新把这个问题回顾一下，第一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联合制作，第二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中国的整个独立制片人也好还是制作公司也好，他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和中国的制片人来做联合制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讲这些之前我请大家先看一下我带来的一个预告片。

　　（播放短片《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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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片子完全是一部军事题材的纪录片，讲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决定长征讲起，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昨天我跟露丝谈的时候她也问到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公司会选择这样的题材的片子，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绝对是很宏观、很国家的、很中国的一个题材，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部片子做一个联合制作，而且还算做得比较好。今年是长征的70周年，所以很多的篇幅都在报道长征，我们也看了关于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是很多人的这些角度都是从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很宏观的角度去谈长征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说他作为一个长征的老兵，他是亲自经历过长征的人，一个真正跟着队伍走过两万五千里的人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觉得故事要从一个平民的角度，一个真正的红军的军人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和能够找到的资料给到美国的合作方，请他们看看这个题材在美国会不会很感兴趣。特别凑巧刚好美国的历史频道决定要做一部关于中国的军事题材的片子，刚好没有人来做，所以这件事情等于是一拍即合了，大家完全很统一了这个观点，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个事情。

　　整个中国部分的制作全部由中国的导演来做的，包括拍摄还有整个的后期制作。包括我们去找的一些样片，包括最后的一些后期制作，因我们这个版本做了两个版本，一个美洲的版本，一个是欧洲的版本，这个后期制作我们合作的伙伴也做了一个伙伴。

　　大家比较关注预算的问题，总共是30万美金，我的公司大约投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主要由美国历史频道他们预购了这部片子。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卖了英国的5频道，澳大利亚的SBS和韩国的KBS。

　　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我们为什么要联合制作，我们彼此联合制作到底是看中我们彼此的什么优势？可能对于一个国外的制片人来说，题材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很大部分的东西，很多人还是会关注体，而这个题材确实又跟中国紧密相连，是中国的题材，但是它又是一个世界性关注的话题。这样的题材我们联合制作的意义就会比较大。

　　相反，我在这里说一句特别现实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加工厂，第一他们觉得他们在中国不会找到钱，第二他们觉得在中国请的当地的导演也不是最好的导演，如果这个片子的题材跟中国完全没有关系的话，他们完全不用在中国拍，也根本不用再中国做合拍片，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在题材上面的选择可能会非常重要也会非常谨慎。

　　在中国做片子的成本肯定很低，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片子。还因为中国一些非常特殊的关系，包括对政府的协调也是需要当地合作的人去协调这些关系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么一个纪录片又没有市场，谁会来做一个投资，谁会来做赞助呢？谁会做它的广告呢？但是我觉得不用那么悲观，因为在《长征》这部片子里面我们还是拉到赞助的，不是没有机会，肯定是有机会的，很重要的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做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想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别觉得说在中国做纪录片确实是很赔钱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于中国的制片人来说，我为什么要跟国外合作，除了他们能够带着我们走进国际的游戏当中，带着我们一块走进国际的大市场当中，更重要的一点，刚才马克也说到了一个市场渠道的问题。在更个海外发行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国外大的电视台他们其实不会信任你一个中国的制作人的，他们还是希望找到本地的德国、或者是加拿大当地的一些非常好的制片人，很有声誉的制作公司，他们希望通过他们跟你合作，他们不会单独找你中国的合作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合拍片，我们可以彼此了解各自的市场，彼此为各自的市场打开一个渠道，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在合拍片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怀疑能力的问题，我们美国的合作者，对我们的导演对于灯光怎么架，这个摄像机怎么拍都要手把手地教，他觉得你不会，你不懂，你做不出我需要的东西来。后来导演给他们看了两部他自己拍过的片子以后，我的朋友也很吃惊，他没有想到中国真的有很导演，跟他们想象当中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我觉得还是因为合作太少了，相互会产生一种能力的怀疑，如果合作多了大家相互的了解就更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设备的问题，美国是N制的，我们是P制的，中国这样转录的机器非常小，这么一个小的问题，常常特别浪费问题，因为转不了片子没办法交，时间得不停地往下拖延。

　　语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所有给他们的资料都是中文的，而中文是经过我们粗翻的中文，不可能作为剧本的东西。就是给他看的，他能够了解中国的意思，他再做一个精细的翻译，这当中很多东西流失掉了，我们在翻译当中只有经历过两层很多很精华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多有创意的东西可能也没有了。这也是目前很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

　　全球的销售上面，海外的观众包括我们去德国，我们也问过很多人，你们对中国到底什么感兴趣？他们常常只能说出来“我对长城感兴趣，我对兵马俑感兴趣。”他们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道的东西非常有限，得到的有限性可能就决定了他们对中国题材的东西到底接受的程度有多少。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对于中国的制片人来说也是一个瓶颈，也是需要时间去突破的。

　　我们销售的时候，因为你对于不同的地区就会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些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口味。我们的《长征》卖到法国的时候，法国提出当中很多的东西是美国人、加拿大人，为什么没有法国的军事专家呢？不可以，一定要加法国的军事专家，你可以加，但是出了一个问题，能够买到你的都是很少，只有重新拍这个片子，只能用到你当中的素材，意味着这个片子只能卖到非常低，就拿不起价了。这也是会困扰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执行层的人，可能在很多问题当中可能是我真正遇到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露丝也跟我说过，她说很多人觉得在中国人做片子，中国又没有市场，会不会很灰心啊。我就在想，今天所有的国外的制片人能够来到中国，包括我们走出去为了什么，我们为了共同的市场，这个市场一样包括中国的市场在内，在中国不是没有市场，真的是没有好的片子给观众看。我对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其实是充满前景的，虽然道路很艰难。谢谢！

　　井水清：如果下次需要转制的话倾到五洲，五洲有N制的摄像机，按市场价格给国内同仁和外国的独立制片人优惠。

　　Ruch Berry：刚才你提到在海外他们不信任中国的导演或者是制片人，我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制片人，我和许多人都合作过，我和一个叫W的在美国的公司进行过合作，如果这家公司的合作很好，当时他们也不信任我，他们觉得和另外一个导演合作的话，他们都不看着我的眼睛说话。我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坏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被人那样子忽视过，我当时也觉得很难受的，所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其实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你知道吗？我做过一部片子叫做《澳大利亚的恐龙》，他们在开头的五分钟想要放一下他们的袋鼠，但是但是德国的观众却想看到别的东西。实际上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都会有同样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会存在这种不信任的问题。你要自信，要建立自己的信心，这些都是人际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觉得他自己是很强势的，也有一些人是很慈善的，我们都要处理这些人际的关系，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我非常高兴大家都能参加这个研讨会，从我来看，我觉得我在这个研讨会上已经学到很多，感谢在座的各位，也感谢你们所花费的时间和你们所作出的努力。谢谢！

(责任编辑：屈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