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苦苦寻找的丈夫杨龙。 王庆供图

王庆的女儿从未见过爸爸。

　　丈夫失踪一整年，湖北女子广州寻夫，专家称“现代陈世美”现象值得警惕

　　1月初的湖北襄樊，气温已经到了零下2摄氏度。王庆的女儿正是牙牙学语之时，她学会的第一个词是“爸爸”，但这个才来到人世未满15个月的婴儿从来没见到过爸爸，也不知道谁是爸爸。

　　从去年1月10日接到丈夫的最后一个电话后，王庆再也没有联系到他。手机关机了、QQ上的头像永远是灰色、本来一起生活的婆婆也不辞而别——起初对丈夫安全的担心，逐渐被悲愤所代替。

　　现在，王庆心中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丈夫是不堪生活的责任选择了消失的方式来逃避。那她怎么办呢？孩子又怎么办呢？她到公安局报过案，但失踪未满五年立不了案；她四处托人查访丈夫曾经工作过的公司，但一无所获。

　　王庆告诉本报记者，她想通过报纸，让更多的人能够提供线索，帮助她寻找到“消失”的丈夫，她想要一个答案，不管怎么样，不负责任地消失是她和孩子无法接受的。

　　专家称，社会急剧变化，“寻夫”正在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

　　王庆与丈夫杨龙初见在浙江的温州，那是2004年初。当时王庆刚辞去温州一家知名房地产中介公司培训部经理的职位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而杨龙因为在房地产策划方面的天赋，也在温州业界小有名气。

　　杨龙是从暨南大学生物系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的，硕士期间学的是临床医学。杨龙毕业的2001年正是中国房地产业的起步时期，以资本充实著称的“温州炒房团”崭露头角，房地产中介服务在温州正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王庆经营的房产代理服务公司，有十几个员工。与杨龙的结识是因为业务，当时王庆30岁，杨龙25岁。虽然“姐弟恋”已经成为今天娱乐明星们的一大话题，但在现实生活中，5岁的年龄差距并不容易被常人接受。

　　姐弟恋

　　比丈夫大5岁，两人共同奋斗共度艰苦创业时光

　　在共同奋斗的前提下，最终两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还是走在了一起，经过半年多的交往，他们俩互相设计着未来，为这个自己创办的公司共同奋斗。“那是一种相互依靠的感觉”，王庆向记者回忆着之前两人共度艰苦创业的时光。在2005年的春节，他们结为了夫妻。

　　但是，2005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矛头直指房地产业，众多的房地产中介开始走上了倒闭的道路，王庆的小公司同样无法幸免。“于是，我们决定转型，从销售代理转向为一些房地产公司做策划咨询，这样也能发挥杨龙的特长。”王庆说。当时由于自己已经怀孕，王庆寄重托于丈夫，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公司全权交给杨龙打理，希望他能给全家和公司带来转机。

　　然而商场如战场，新业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开拓，一来作为一家小公司，策划力量小，在接单时竞争力就弱，二来营销策划的案子做完后沟通付款成为一大难题。公司运营成本不断投入，却没有产出，在两单策划案迟迟收不到款后，公司面临资金的断裂。

　　最终，在2005年5月，两人决定结束温州的公司，回到老家襄樊再起炉灶。那时，公司的资金已经耗尽，还欠了员工两个月的工资。

　　回到襄樊后，王庆的爸爸妈妈帮他们找了一套房子住，亲戚们你三千我一万的，帮助他们先撑起了一个家。面对快生产的王庆，杨龙把在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的母亲接了过来。

　　危机

　　怀孕时事业失败，经济越来越拮据，丈夫脾气暴躁

　　王庆至今记得杨龙同她说“我们现在有家了，妈妈也该好好享受一下了”时那种快乐的神情，所以一直在焦虑中度过的王庆对未来也有了信心。

　　但是王庆没有想到最艰苦的岁月还没有到来。

　　在襄樊，公司刚刚起步，王庆就接到了一个项目，杨龙很投入，带领公司各部门的人员做市场调研、做设计、做策划，花了很长时间，拿出了一个上百页的营销策划方案。但没想到，方案做出来后，开发商说土地还没有过户，先放着吧。

　　一连两个项目都是同样的结果。公司彻底陷入了困境。

　　杨龙想不通，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他怪王庆找的人不好，“烦死了”、“以后再也不同他们打交道了”。而王庆认为，杨龙在为人处事、社会沟通能力和耐心上不够，不能审时度势，沉下心来面对所面临的问题。

　　“贫贱夫妻百事哀”，随着日子越来越拮据，杨龙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无休止的吵架随之而来。

　　王庆对记者说：“我们吵得很厉害。杨龙性格特别急，父母和家人们介入后，跟他讲处世的道理，而他却总认为，我们一家人在欺负他。而且在我怀孕的时候，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是爸妈、姐姐和姐夫收留了我们和婆婆。”

　　“指望着杨龙出去能够挣钱回来度过蹉跎岁月，可是他却只顾自己悲伤和抱怨，不理解一家人的处境。甚至对我大发脾气。”

　　“很恨、很沮丧、很焦虑，本来期望很大，现在失落也很大……”这一切的感受是双方共同的。

　　逃避

　　妻子临产，丈夫声称赴广州赚钱竟成断线的风筝

　　2005年9月12日是王庆的预产期，但他们连住院费也付不起。在8月初杨龙告诉王庆，在广州还有几万元的存款，先去广州取钱回来。

　　早在结婚前，杨龙说在广州番禺已买了三室一厅的住房，可以先回广州找份工作，安顿好了，就回来接王庆、母亲和孩子。可是转眼到了临产期那天，王庆也没有见到他把钱寄回来。

　　9月13日，在焦虑和不安中，王庆在医院剖腹生下了女儿，钱是父母付的。接下来的三天她都没能合上眼，耗尽了体力又为眼前的处境发愁。

　　病房里别的女病友都有老公陪着问长问短、忙前忙后。而王庆没有丈夫同她一起分享宝宝诞生的喜悦，没有丈夫同她一起护理小BABY。

　　在病床上的王庆时常会想：杨龙为什么时常关机？为什么不接电话？为什么还没给我们寄钱？为什么收到信息不给我们回？为什么不主动打电话回来？

　　宝宝没有满月的时候，王庆终于接到了杨龙的一个电话。杨龙告诉她，已经在麦肯锡广州公司找到了工作，但公司规定上班要穿西装，所以让她寄1000元到卡上。同时又对王庆大发脾气。“我那个时候感觉万念俱灰，他一点都不体谅别人，只顾自己。”王庆说。

　　但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和事业，王庆还是背着父母，把亲戚朋友送满月礼的钱偷偷汇给杨龙。随后的日子里，在断断续续的电话中，杨龙总是说“发工资可以寄钱回来给你们”，“你等着，我给你寄钱”，但这些诺言没有一次兑现。日子在拮据中一天天过着。“这个时候我总是有一种感觉，他在撒谎。”

　　等待

　　坐月子期间给丈夫寄钱，但丈夫杳无音讯一整年

　　最后一次通电话是2006年1月10日，杨龙在电话里对王庆说：“公司要派我出国学习，要去五年，公司付25万元安家费给你和孩子，你这几年就在家好好带孩子吧。”

　　但不久，杨龙就在王庆的生活里消失了。手机关机了，QQ再也没上过，找广州的朋友查找麦肯锡公司也没有记录。从那时开始一家人至今都没能安心地过上太平日子。

　　一开始大家担心杨龙的安全问题，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王庆怀疑杨龙有可能是在逃避这种生活，有意欺骗。

　　王庆回忆，在此之前杨龙有一次打电话回来同婆婆说了很长时间，后来婆婆告诉她，杨龙说让她（婆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儿的”。而就在这次电话后不久，婆婆就一直说要回老家。终于在去年5月份的一天，婆婆也不辞而别了。

　　王庆打电话到灌云县杨龙姐姐家，姐姐说婆婆出去干活了，他们也没有杨龙的消息，还说：“你和他的事情，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此后，王庆再也没有联系到婆婆。

　　王庆越想越可疑，越想越认为杨龙是有意逃避责任，所以“人间蒸发”消失了。

　　时至今日，曾经满怀美好生活愿望、积极向上的王庆情绪低落，孩子一直由其年迈的父母帮助喂养。天资聪明、活泼可爱的孩子虽然已经一岁多了，但还没见到过她的父亲。原本幸福的一家，就这样成了风中之烛。

　　寻夫

　　孩子已一岁多，希望广州市民帮忙提供丈夫线索

　　王庆说：“为了孩子，不管杨龙出门后遇到了怎样的事情，也应该给这个家一个交代。就算是在外有千辛万苦，也可以打个电话回来；就算是不能承担家庭的责任和重担，也应该坦然说明情况；就算是两人之间不再有爱了，也该对这段感情有个交代；就算是有了新的生活，但对孩子也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管人生遇到怎样的事由，孩子是无辜的。”

　　“这样躲起来就是聪明之举吗？殊不知自己的自私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杨龙你若是个男人，是个有道德、有良心的人请速联系家人。”

　　王庆希望广州市民能够帮助她，提供杨龙的线索。她说：“面对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对于一段感情、一个家庭、一桩婚姻而言有时也显得那么脆弱。最能考验双方的就是一个人的心理调节能力和责任心。”希望年轻的朋友能从她的故事中总结经验，免得在今后人生发展的道路上多走弯路，给生活带来更多的坎坷。

　　点评

　　“寻夫”正成为一种现象，失踪丈夫多在外包二奶

　　“因丈夫失踪申请法律援助的已经出现过，但还不是很多。”广东省妇联法律援救中心主任黄淑美说：“在我手上经办的就有一例，和王庆比较相似，这个女孩子与阳西一男子在广州结婚，住在出租屋内。后来那男的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个女孩找了他很久，都没有消息，才向我们提出了援助。”

　　“也许这并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放在全国范围来看，这种情况还不少。不知道杨龙是不是在外面有了二奶，很多失踪男人都出了这种事情。”

　　黄淑美举例说，前段时间北京有一女子，丈夫于2003年到欧洲工作，一年后突然没任何消息了。后来了解到，他在那边又找了个女人，不想回国了。“社会急剧变化时期，‘寻夫’正在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黄淑美不无担忧：“很多妇女并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即使遇到了，女方也不想离婚。一方面，很多农村妇女，丈夫在外很多年，但她们已经习惯了夫家的生活，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权益的损害。另外一方面，即使有些不满，但没有想到过以法律援助的途径解决问题。”

　　□ 记者手记

　　以前怕找工作的现在更怕找人的

　　广州被称为最宽容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人来到这个中国的南大门追寻着自己的人生之梦。对于很多安居广州的“新客家人”来说多年来都有一“怕”：怕接到家乡找工的亲戚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怕长期接待来广州找工作的亲戚朋友。但近年来，他们又添一“怕”：怕接到家乡找人的电话。

　　刘先生就有着深切的体会，去年一年他已经接待了三起“找人”事件。第一起是父亲找小孩的，读技校的孩子被中介公司以实习为名骗来广东，而事实上十有八九的女孩被迫在酒吧里当“吧女”进行着实习，最后孩子被成功“解救”了。第二次找人是父母亲带着律师团来的，销售啤酒的女儿认识了一个广州男子，南下广州同居，最终被发现在广州非正常死亡，第二次找人官司仍在继续。第三次，就是寻夫的王庆。

　　这次，漫长的寻找仍然是一无所获，对于王庆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在茫茫人海要找到一个人就如大海捞针。另外，还有更无助的，那些被拐卖孩子的父母亲，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走在寻人的道路上。

　　不管是前一种找工的怕，还是后一种找人的怕，都是中国目前高流动性社会中特有，并且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

　　近年来，我国社会从封闭变为开放，从静态变为动态，从高稳定性变为高流动性，这时候，“现代陈世美”和不孝儿女都逐渐增多，于是“无助地找人”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而这种不和谐因子的消除将涉及道德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等众多体系的构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 记者 邱敏 杜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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