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雪姐：我家见证了“关卡”的前世今生

　　　香港，一扇广州人眺望风景无限好的南风窗。千百年来，省之港，流淌着珠三角同宗血脉，说着和省城人一模一样的广府话，下香港上广州畅通无阻。然而，时局的变迁，使这扇原本毫无阻隔的窗，变成了一道沉重冷漠的关卡。

　　曾几何时，这道关卡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关”，两地亲人只能遥寄相思；曾几何时，要跨过这道关卡必须经过重重的审核和长时间的等待，有人因此耗去了十年光阴。终于，1997，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终于，2003，关卡再次完全打开，穗港往来之路重新变成了平坦通途。

　　广州市民雪姐一家，见证了从香港初设关卡到重新开关的数十年风雨。

　　上世纪50年代前

　　祖辈自由往来，穗港本一家

　　公元前60年，就有人在香港的土地上留下脚印。那时，它在中国版图上还是南海郡番禺县的一个小点。200年前，香港有5000个渔民，赤柱是最旺的集镇。少数的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潮州人摇着船橹从东莞县虎门漂到元朗，或是一路南行，翻过山头，踏足新界，最早的拓荒者出海捕鱼下地种田，谋生养家。

　　鸦片战争的炮火冲开了中国的南大门，香港被划成了一块自由港。建设码头发展工业需要大批劳动力，于是省内劳动力蜂拥而至，他们是现代香港的奠基石。随后不久，太平天国起义骤起，偏安一隅的香港成了保命商贾、求生百姓的“避风港”，为香港带来许多第一桶金。

　　风云激荡，香港同步着国家命运。从1908年起，一列列火车在香港尖沙咀钟楼与广州白云路火车东站之间飞奔，广九铁轨就是两地最强健的纽带；一艘艘客船穿梭于香港中环和广州洲头咀码头，珠三角随处是岸；1930年通航的广州至香港班机，忙碌不停，战火越是激烈，民族愈加团结。

　　香港在广州的眼里，只是数个弟妹中之一，在众多旅居香港的粤人心目中，广州才有真正的家。“那时，香港没有香港人，你去随便问一个，他会说自己是广州人，或者顺德人。”《粤港关系史》主编之一、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陆晓敏教授如是说：“省港、省港，香港天然就是广东的一个地方，好比今天你到佛山，抬脚就去，哪用什么证件过关卡边界呢？”

　　在荔湾区华林街出生长大的雪姐，家里大伯、二叔，舅舅、大小阿姨从上世纪40年代始，陆续去了香港谋生，演绎了一部穗港家族迁徙史。

　　1940年，广州遭日寇铁蹄践踏，民不聊生，20来岁的大伯带着一家人从白云路的火车站坐广九直通车到了尖沙咀，在自家舅舅开的化工原料店当店员，落户香港。

　　不久，二叔也坐车去了香港，日本人打了过来，因为无法忍受侵略者的欺凌，二叔1943年随着北归的人潮，回到了广州。“那时候下香港大多是坐火车，虽然飞翔船比火车快，但是票价贵。公路也开通了，但一天才一班车，不方便。”雪姐常听家里人说起这段历史，那时罗湖已是广九铁路上最重要的站点，但未有“关卡”之说。

　　据历史资料记载，1937年，香港人口首次突破百万，达1281982人。

　　解放初

　　港英政府设卡，赴港需办证

　　解放战争时，广东人再次涌向香港。这股洪流中夹杂着各种政治背景的国民党官员、知识分子、资本家，在1950年达到顶峰，当年两边出入境的差额达339689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战乱而未曾变化的“粤港自由往来”政策，却被当时的港英政府废除。为缓解人口激增带来的压力，港英政府的各项文件接连出台：1950年5月1日起，从大陆来港的中国人必须事先领取中国政府签发的“旅行证明书”；5月15日规定，来港的大陆人必须先向香港移民局申请许可证；1951年6月15日起，进入或逗留新界北部边界地区者，必须持有港英政府发给的“通行证”。

　　规定甫一出台，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香港经济，就因劳工短缺而使各行业受到重创，香港工商界纷纷谴责港英政府。经过磋商，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最终作出理智选择：1951年2月15日起，广东改变以往无限制的做法，由公安局向前往香港的内地居民签发的“通行证”；港澳居民返内地，事先托其内地亲属在当地公安部门办理证件，持证入境，以确保边境管理的正规有序。

　　至此，内地人自由进出香港的大门被缓缓关上，开启了“通行证”过关制度。一道关卡首次横亘在广东和香港之间，罗湖成为第一大“关”。

　　上世纪50年代

　　家人团聚，要靠居委好心人

　　随着两地经济差异扩大，偷渡香港的人数暴涨。1955年3月5日，港英政府又出台“平衡出入法”，要求每日由深圳进入香港的人数必须与每日离开香港的人数相等，有香港身份证往来两地者不算此列，广东居民每天能入港的人数一降再降，低到50人。这项雪上加霜的规定，令已经关上一半的大门，又收紧了不少。

　　二姨就是在这个艰难时期获得了宝贵的赴港机会，她至今都特别感激一位居委老大姐。二姨父早些时候带着大儿子、父母去香港谋生，二姨盼望能早点去香港全家团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的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绷紧，二姨虽然是普通工人，但是哥哥、姐夫都在香港当“资本家”，二姨连向居委开口提申请的勇气都没有。街坊中有位大姐在居委会做事，眼看一个女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实在难熬，时不时地向居委会主任说好话，“让一家人去香港团聚吧”。

　　终于，一年多之后，居委会松了口，1959年，二姨拿着丈夫写来的信，连着信封、邮票，写上了一份申请要求赴港，经过居委、街道、公安分局的层层审批，终于获准。后来二姨一有机会回到广州，每次都要登门谢谢那位街坊：“那时，居委会掌握着很大权力，说话很有用。如果没有人帮忙，还不知道一家人何时能团聚。”

　　上世纪60年代
　　从港回乡，不带东西被当“特务”

　　上世纪60年代，国运多舛。三年自然灾害，香港的亲人记挂着饥饿交加的亲戚， 无法将家里人接去香港，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地接济。中国政府对回广东老家的香港人没有限制，关口两边连成了一条“救命路”。

　　那时候过关的人无不穿得厚厚实实，拎得满满当当。雪姐的伯母个头高大，每年清明、重阳回趟广州，肩上都要扛两个大布袋，装满罐装猪油、面饼。老家的亲戚孩子营养不良，多数会水肿得厉害，鱼肝油就是救命的宝贝，连蒜头、眉豆这些治水肿土方料也从香港带来。一到广州，就忙着去给各家送粮食，七八家的老小都嗷嗷待哺，常常不够分。

　　雪姐的少女时代虽然挨了不少饿，但满溢着浓浓温情：“袋子越装越重，后来伯母扛不动了，就在布袋下面垫着硬纸皮，拖着过关。那时候带布有尺码限制，不够做条裤子。所以袋子特意是买了布来缝的，厚厚缝几层用完了就拆开，用来做衣服。亏了有亲戚照应，比起别人家，我们至少每顿饭能多放几滴油。”

　　当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雪姐的一位远房表姐，父亲很早去了香港，几经申请，表姐得到了赴港单程证，等着后妈来广州接去。后妈是香港人，头一次过关，手里拿了两件衣服、两盒杏仁饼。到了罗湖关口，检查人员把她当作重点怀疑对象，全身上下搜了好几遍，单独把她带进了一间小房再查，问她到底过来是干什么的。因为她实在太反常了，基本什么都没带，被当作了“特务”。事隔多年，老人家半酸楚半玩笑地说：“那时别人是里三层外三层衣服穿着，大冬天热得满头是汗，我是吓得满头大汗啊。”

　　当时，穿梭在关口的“水客”特别活跃。“水客”是份由来已久的黑职业，就是走私客，大部分人在香港没有稳定工作，乡下有老婆孩子，凭香港身份证随时往返两地，为同村老乡在广东的亲戚送粮、拿港币在关口兑换人民币、托运东西，赚些劳务费，从香港拿了东西上来倒卖。

　　文革时期

　　关门紧闭，亲人去世难送一程

　　这种绵长的亲情襄助，随着文革来临戛然而止。资料表明，香港同胞回广东省旅游在1966年之前达到高峰，当年春节，深圳与广州之间火车加开6班；1965年10月，广州华侨新村接待100多人回内地观光过中秋，次年同期锐减至8人；华侨大厦往年10月每天入住港澳旅客多达100人，少则30，1966同期每天最多三四十人，少的只有七八人，1966年以后来内地旅游的港澳人士也只限于爱国工会、进步团体、爱国学校师生，不对外接收散客。

　　特殊的政治气候笼罩着两地，港澳亲戚成了危险的“海外关系”，香港是“臭”港。为了不给家里人带来麻烦，雪姐的“资本家”舅舅一家再也不敢和广州联络；伯父在香港是普通工人，冒着风险托贫下中农捎点吃的、带封家书回来。伯母寄来的衣服也要剪了镶边、拆了绣花，拣颜色最沉暗的穿，剩下的布料舍不得扔掉，都塞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藏起来。1967年，雪姐的父亲去世。消息传到香港，伯父舅舅伤心不已，一道比关卡更加无情的枷锁封住了回家的路，阻隔了亲人的最后一面，只能在信里寄托深深的哀思。虽然可以寄些钱帮一把孤儿寡母，但是近在咫尺而不能相见的遗憾，却终身难以弥补。

　　上世纪70年代

　　曙光初现，港人“快回家看看”

　　1973年，曙光初现，香港人回广州的限制略有放松。雪姐的伯父迫不及待地要回来，探望在乡下的妈妈，给祖辈拜山，一年拿着回乡证回来两趟。一到广州，24小时之内要到派出所登记，在回乡证上盖章，稍微耽搁就会有人上门查户口。当时的回乡证是一次性的，办理的手续颇为周折，但毕竟能让亲人回到深爱的家乡。

　　“虽然当时就有说法，香港人情薄过纸，招待朋友吃顿饭可以，不会留宿。但是香港的亲戚回了广州，对老家人是很慷慨的。”雪姐记得，伯父每趟回来总特意多穿几层衣服，临走的时候，连袜子都要脱下来送给缺衣少吃的亲戚。渐渐的，舅妈、大姨、二姨也陆续回家探亲。最高兴的就属雪姐的妈妈了，多少年没见面的姐妹，终于又能手拉着手坐在一张桌子上拉家常，60多岁的老人又哭又笑像一群小孩子。

　　铁路部门统计，70年代初期，香港回广东的年探亲人次飙升到100多万。1973年，广九铁路香港至罗湖段的运量饱和，外购了40个客运新车厢。一朝破冰，亲人就像潮水般涌进家乡，甘露般滋润着久旱的亲情家园。

　　70年代后期，申请赴港的内地人开始增加，拿到了中国政府签发的单程证，可成为获准居留香港的合法移民。中国政府签发专用于内地赴港探亲、出差旅游的必返双程证，通常只限于直系亲属。为了满足家人团聚的需求，又不给香港带来过度的人口压力，根据中英双方的协议，内地每天可批准150人赴港居留，到1983年减至75人，十年后配额又有回调。

　　1979年4月4日，中断了30年的穗港直通火车恢复通车。1981年，粤港直通巴士开始服务，文锦渡正式开放。

　　上世纪80年代

　　开放“香港游”，通关第一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香港被广东人亲切地称为“南风窗”。1983年粤港之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香港游”开放，打破了直系亲属才能访港的禁锢。雪姐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多年来一心记挂着家人的舅舅年事已高，不能回广州探亲，她终于有机会去探望他了。

　　雪姐托人走“后门”报了广东旅行社的参团游，团费是1000港币。当时的“香港游”办理起来可不简单：首先要有香港亲戚写的亲笔信、身份证复印件、电话地址，交给了广州的旅行社；这些资料还会传递到香港的旅游局，旅游局会打电话到亲戚家里，叮嘱这段时间有内地亲戚来港旅游，要做好接待工作不要出境；在填写了一堆表格之后，申请人还要到单位开具证明盖章，再由单位把证明送到市公安局，在公安局拿到通知单之后，等候发放一次性的“内地居民赴港澳双程通行证”。顺利的话，半个月能办妥这些手续。

　　雪姐的旅行团终于要启程了。20多年过去，那份激动兴奋清晰如昨：坐缆车到山顶叹风景，海洋公园的上山扶手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拥挤干净的尖沙咀马路。走马观花领略了香港的美景，团友们都急着去看亲戚了：今天去舅舅家，明天去伯父家，后天还有阿姨……7天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

　　不过，雪姐没有伤感，因为关卡的门已经缓缓打开了，以后来只会更方便。

　　据统计，香港游开放后，1984年广东省内居民赴港澳旅游达2.8万人次，1985年达6.44万，以后逐年高速上升。

　　自由游香港，两地水乳交融

　　1997年5月，香港回归前夕，公安部公布审批单程证计分制度，通用于内地所有签发单程证的机关。自有单程证制度以来，申请人首次对自己大约何时可赴港心中有数。

　　2003年1月27日，皇岗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2003年7月28日，广东省广州、中山、东莞、江门、佛山开办常住居民赴港澳个人访问业务，不再必需跟随旅行社赴港；2007年，广东居民赴港澳通行证签证有效期，由3个月延长至一年有效……

　　“关”已经逐渐淡化成一道越来越简单的手续，香港与广州，经过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从不设防到逐渐疏远，从一度几乎断绝往来，如今再度水乳交融。雪姐越来越喜欢现在的广州和香港关系，“以前我们是穷亲戚，即使受的是亲友的帮助，总归有些不舒服。如今我们的经济强大起来了，花自己的钱去香港购物，给香港长辈们买礼物，这样一种真正的平等，亲戚往来，让大家更舒心。”

　　上个世纪就有学者比喻：“香港之为人口，广州则为咽喉，广东为身躯，口与咽喉、身体，息息相关，如骨如肉。”广州和香港，这份天然的血脉无法被时间阻隔，“关”不再闭门的一把锁，而是畅通的阳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