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莞人"称谓提出一周年 外来工依旧保持距离

　　老李夫妇有个自己的二人世界,尽管它很简陋,但是充满快乐。

　　一堆人挤在工厂附近的小店看电视,是大多数外来工的娱乐消闲方式。

　　下班铃响了,外来工们匆匆走出各自的车间。

　　 ◎本期主角：

　　大岭山一台资厂外来工老李和他的工友，他们成为我们值此周年之际，对所谓“新莞人”窥探的样本。

　　核心提示：东莞，外来务工者聚集地之一，非户籍务工人员接近千万。过去，这个群体被称为“捞仔捞妹”。

　　一年前的今天，这个带着歧视的称呼，在东莞被扔进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新莞人”。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人民币迅猛升值、珠三角产业升级转型风急雨暴，农民工因不满加班工资被克扣而集体停工的举动不时见诸报端，同时亦有政要、专家、学者指出，东莞已难承受人口负担之重，百万新莞人正悄然离城。

在这样一个时刻，究竟普普通通的“新莞人”真实的生存与心理状态怎样？

　　来自四川的老李夫妇和他的几个老乡，5年前来到东莞，他们在这里追逐城市梦，他们试图感受和融入这个城市，他们欣赏城市风景，他们也躲避着“石屎森林”的尘埃……

　　“外来工的爱情就像是一颗过期春药，只是想找个人关心自己，等平静后，一切都那样平淡乏味。”

　　阿华承认，在外边，其实多少有自卑的情绪，“上次去超市，到交费时我们还是把饼干换成了更贵点的，下意识的，我会觉得有人在看我。”

　　2008年3月28日早上6点45分，在妻子何姐的催促声中，老李睁开了眼睛，在床上迷糊了一会儿，“挣扎”着起了身，穿上衣服。

　　老李所在的工厂有2000多名农民工，多数住在厂内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但老李住了几个月后就搬了出来，和妻子住在大岭山金桔村的一间出租屋内，屋子是个单间，十来平方米，简陋但却干净。

　　匆匆洗漱完毕，老李穿上工作服，就和妻子一起出门了，在旁边的一条巷子里，早上有很多档口卖早餐，和往常一样，老李和妻子在一家没有招牌的包子店买了5毛钱的馒头和一杯豆浆，两人边吃边向各自的工厂走去……

　　那次集体停工，老李至今后怕

　　7点50分，工厂还是像往常一样提前十分钟开了工，虽然已经戴了两层口罩，但老李还是感觉到很重的油漆味，跟着工友们反复做着同样一件事，汗水很快湿透了衣服，牢牢粘在背上。“其实在这种粉尘很重的环境里，很多人身体都受不了，有几个同事工作的时候晕倒了。”老李说，从他进厂到现在，还没做过一次身体检查。

　　车间里机器的“轰隆”声很嘈杂，老李和同事说话得靠“喊”。阿华是去年下半年招进厂的，今年才21岁，跟老李是老乡。车间里还有阿凡也是四川人，他比阿华大7岁，在老家有个5岁的儿子。

　　每天的工作很辛苦，可在老李和他的工友们看来，每天的工作能有收入，能按时拿到工资，就是件值得满足的事。说起工资，老李他们在今年3月还经历了一场过去难得一遇的“集体停工”。而这种过去难得一遇的事，如今在东莞越发常见。

　　“那天其实挺害怕，到现在也怕。都是逼出来的。”回忆起那次集体停工，老李脸上仍满是激动。那是过完春节回厂后第一次发工资，按往年惯例，这时候工厂会发上一年的年终奖。“钱不多，但对工人们来说是个盼头。可是这次一直没发！本来也没觉得怎样，后来就听说其他车间有工人拒绝上班了，我们忽然也觉得平时满肚子的委屈上来了。”老李告诉记者，在决定跟随大伙一块停工的那一刻，他心里很害怕，怕会丢掉这份工，“但是在那个时候，一有人带了头，大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心里只想着平时加班加到十一二点，每个月才那么点加班费，就是觉得委屈，其实年终奖倒不是主要的。”

　　这次集体停工仅持续了2天半，“第三天的下午，年终奖就说是能发了，到了晚上，工头一一打电话找大家上班去。”事后听说老板也有查带头的人，不过最后都没结果，工友们估计都不知道是谁组织的，“压抑得久了，算是一块爆发了吧。”老李说，有意思的是，他有几个在别的厂的老乡，今年也遇到了这样的集体停工。

　　“为什么不选择法律途径？”对这个问题，老李回答得很干脆，“太麻烦！去劳动局投诉，搞仲裁什么的又太费时间，而且作用不大。”在他看来，向劳动部门反映自己的权益问题只不过是斯文人的方式，他们只有被逼得没办法了才会走这条路。“我们宁愿给报社打电话都觉得比告到劳动局管用，因为到劳动局一反映，他们就说要调查这调查那的，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答复。”

　　怕打工影响家人感情

　　在老李夫妇的床头木桌上，放着一个夹有老李一家全家福的简陋相框，几乎每天，何姐都会用抹布将相框镜片擦一遍，就好像镜片上的灰尘阻挡了她的视线，让她无法看清家人脸庞上每一个细节。

　　“回家一趟来回车费就要两三千，再加上回家了要送人情，这样加起来，我们两个人回趟家得6000多块，相当于我们打大半年工的积蓄。”来东莞5年，他与何姐只在2006年回过一次老家，每天到了晚上关灯睡觉的那一刻就格外想念远方的女儿。“她经常晚上想着想着就在被窝里捂着头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何姐悄悄告诉记者，虽然老李嘴上说不会安慰人，但是每次她想女儿想得哭的时候，老李都会拍着她的背说：算了，这工我们不打了，今年做完我们就回去。“他每次都是这样的骗我，到了第二天就不认自己说的话！”数落着老李，何姐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

　　现在老李夫妇和老家亲人的唯一沟通渠道就是电话，由于手机收费贵，他和何姐每次打电话都是跑到宿舍楼下的铁通公用电话亭，这样的话，通话费一分钟只要一毛钱。“差不多两三天就打一次吧。”老李说，他现在很担心自己和妻子长年在外打工会影响到和女儿间的感情，“打电话时年轻人不喜欢跟你聊那么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这边唠叨多了她反而还很烦。由于长期没有见面，我感觉女儿跟我生疏了，那种感觉很不好。去年她坐火车来东莞玩，我到火车站接她，她喊我‘爸’的时候已很害羞，很难为情，那时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不知道长期这样下去，我们父女感情会不会变得淡了。”

　　老李的女儿今年读高二了，对女儿，老李充满期待，他希望自己这辈子失去的好东西在女儿身上能全部赚回来。“只要她有本事读，就是读到博士，我和她妈两人不吃不喝都会供她。”

　　18元，4个人的午餐

　　中午12点，下班铃响过，工人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匆匆走出车间，往工厂后门方向奔去。那里有他们常光顾的小食店。老李三人跟老板打了声招呼后，就各自点了一个喜欢的菜。老李点的是份回锅肉，阿凡和阿华分别点了莴笋炒肉和豆干炒腊肉，由于看他们三人点的全是荤菜，记者就点了份蛋汤和小菜。六七分钟后，菜陆续上了，所谓的回锅肉，根本看不到几片肉，几乎全是辣椒，后面上来的两盘荤菜也差不多。就在记者感慨老板抠门时，老李他们三人已起身熟练地在墙角一个脸盆大的电饭煲里各自盛了一碗饭，老李顺便帮记者也盛了一碗，随后几人啧啧地吃了起来。

　　短短十几分钟，老李他们已分别吃了两三碗饭，桌上的菜基本底朝天。记者也受他们感染，就着菜汁，比平时多吃了一碗。喊过老板娘要买单，“18块。”老板娘默算了一下。“多少？”记者不相信自己的耳朵，5个菜竟然才18元！

　　似乎是误会了记者的想法，老李还笑着对记者说：“兄弟，现在什么都在涨价，这边炒个荤菜也要4块，素菜要2块了，我们平时都尽量凑一起吃，算起来更便宜点，今天也是沾了你的光多吃了一个菜。”

　　物价在涨，为了能多省钱，老李夫妻两人的生活一直过得很节省。老李给妻子送过最贵的礼物，也就是马路边地摊上80多元一件的羽绒服，为此妻子还高兴了好久。“我们平时总要加班，没时间出去闲逛，等有时间了也舍不得花钱，我们跟城里人不能比，买件衣服可以花好几百。来东莞5年，我们打车和逛大超市的次数可以用手指头数出来。”

　　出去玩，阿华感到了自卑

　　下午上班是1点半，一般吃完午饭离上班还会有四五十分钟的空闲，在工厂的草坪上，阿凡跟另外两个老乡凑在一块斗起了“地主”。老李说，每天这个时候是大家最轻松的时刻，他不喜欢打牌，天气好的话，中午这段时间他都会躺在工厂旁的草坪上小睡一会儿。

　　年轻的阿华，高中毕业，他的选择是看书或上网，他会单独行动，要么去网吧，要么回宿舍看租的玄幻小说。阿华说，看小说里主人公从最底层成长到被人尊崇的名流或高手，会感觉自己就变成了书中人，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虽然明知不现实，但是好歹思想上过了回瘾。”

　　老李说，阿华现在和隔壁工厂一个重庆女孩谈朋友。对于自己的爱情，阿华打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外来工的爱情就像是一颗过期春药，并非建立在多么深厚的感情上，只是想找个人关心自己，被某种欲望突然迷昏了头，等平静后，一切都那样平淡乏味，让你浑身无力。”阿华现在最期望的是攒点钱，然后在这边开个小店，最后衣锦还乡。

　　老李说，平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都有自己的小天地，那就是在离家离厂不远的地方，虽然生活在东莞这个大城市，但是只有走在自己经常走过的马路上、光顾那些老乡开的小杂货店、站在身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群中时，才会觉得安全和自在。但与老李和阿凡不同，年轻的阿华和女友对外出游玩倒有浓厚兴趣，他们会去逛公园、蹦迪、溜冰……他们也有固定伙伴，都是外来工。他们同样很少甚至没有与本地人好好处过，“没试过，也没想过，他们的眼神里我看不到什么。”这是阿华的解释。

　　“‘新莞人’的称谓被叫了一年，这种叫法感觉面子上更好听，我们还是喜欢这种认可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重视我们。”阿华说，“不过在外边，我们和本地人还是有距离，我女朋友有学白话，我没有，我的方法是在外边少说话，当然，我会买些好看的衣服，剪洋气的发型。”阿华承认，在外边玩乐，其实多少有自卑的情绪，“上次去超市，到交费时我们还是把饼干换成了更贵点的，下意识的，我会觉得有人在看我。”

　　阿凡们扭曲的夜生活

　　老李告诉记者，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厂里会因为订单不多晚上不加班，这个时候，是不少工友最快活的时刻。“有的打牌，有的去洗脚，大家都可以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到阿凡夜晚的消遣方式，阿华和老李两人很暧昧地笑了笑便不作声。记者再三追问下，阿华告诉记者，“还不是去叫‘鸡’，他最喜欢的就是那调调。”阿凡立刻回击，“别听他瞎说，他懂个屁！”

　　阿凡告诉记者，他结婚6年多了，要不是家里穷，儿子读书缺钱，他也不会出门打工。“出来的人回村里都说赚了多少多少，听了心里痒痒的，就出来了，心想反正年轻拼一拼，但是外面的生活的确不好混，我来东莞好久了，但是高级酒店、商场、大超市这些地方我一次都没去，为什么？还不是心里知道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感觉在那种地方低人一等。平时除了老乡们聊下家常外也没什么休闲生活，找下女人也无可厚非。我找了就找了，没什么不能说的。”

　　阿凡说他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一千多，但是一个月里总会出去“开荤”几次，出去玩一次，一般要花掉他几天的工资。“有钱人去高级酒店，我就找站街的、发廊的，也蛮好。”记者问他是否会觉得这样对不起在家带孩子的老婆，阿凡回答：“女人懂个啥！”阿凡说得很强硬，眼神却很闪烁。

　　片刻，阿凡换了种严肃的神情，他说，其实有着跟他类似的夜晚生活的同事并不少。他们大多远离家乡，有妻子的天各一方，未婚的因为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艰辛，让他们很难有时间和闲情去谈情说爱。他们在集体宿舍里经常聊到的也是白天见到的靓女，用粗鲁的言语。

　　■对话

　　新莞人心里“四个最”

　　◎最喜欢别人称呼“师傅”

　　老李说，他希望城里人能叫他们一声“师傅”，当被人礼貌地称为“师傅”的时候，他们的心中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被认可，去年东莞提出的“新莞人”的概念，他们很喜欢。

　　◎最担心健康

　　看病难、看病贵，不光是城市居民的一大困扰，农民工由于不能随便请假，加上长时间不体检，最后造成了小病扛、大病拖的结果。老李说：“厂里规定病了拿不到医院证明就不能请假，但是去医院小感冒也要花上百元钱，以我们的收入根本看不起。”

　　◎最怕工资“短斤少两”

　　“只希望能够提高我们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尤其是别拖欠工资。”工资问题几乎是工人们最关心的，“现在物价涨得厉害，每个月还得给家里寄钱，除开生活费也剩不了多少，希望工厂能够按照政府规定的那样发放我们的加班工资就很满足了。”工人小张的这一说法得到所有工友认可。

　　◎最期盼能享平等休息权

　　在厚街劳动力市场，记者见到了从河南来东莞求职的赵师傅，他想找份厨师工作。他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在东莞很多家餐馆做过，每天工作时间都很长，节假日也很少休息，这次他希望能找家单位食堂，那样放假的时候还能休息下。他们期盼能有与城市职工平等的休息权。

　　■记者手记

　　让“农民工”一词消失吧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民工是“指到城市打工的农民”，这个词是1994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新增的，也就是说，十几年前，民工是个新鲜事物。

　　在农民的眼里，城市意味着财富与梦想，城市意味着自由与文明。城市的繁华充满了诱惑，“进城”成了许多农民的梦想。然而来到城里，却发现美好的背后填满了辛酸和汗水。因为从事的大多是险、脏、苦的工种，又缺乏相应保障和福利措施。关于农民工讨工资、受了工伤难理赔的消息常常见诸报端。农民工的劳动成果时时受到莫名其妙的侵占好像也已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比起意外伤害、权益损失，更令农民工齿冷的是来自城市的人情冰冷。他们跟记者说，始终无法体会到人情上的平等。

　　在许多城市人面前，他们自己也往往觉得低人一等。只有每每到了春节农民工返乡的时候，城里人才会想起他们：保姆回家孩子没人带了，废报纸、纸盒没人收了，楼下的小洗衣店关门了……

　　请善待农民工，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城市不再只是城里人的城市，“农民工”这个概念也许那时就该消失了，而“新莞人”这个称呼的转变，的确是个很有创见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