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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中国有多“贵”

2011年02月17日17:56

  中国式的资本通胀

  《新周刊》:你以前写文章谈过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东西,可否简要谈谈,“注重投资出口却不注重居民消费”的中国模式和这一轮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

  黄亚生:老百姓收入增长不快,实际是过去十多年中国通货膨胀没有变得很严重的原因。

  中国通货膨胀是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比如煤、钢铁这些东西,价格增长非常快,这使煤老板收入增长特别快。

  把价格分成两边,一边是生产者的价格,一边是消费者的价格,可以看出过去消费者价格并没有增长很快,因为人们收入低,所以购买力不强。某种意义上,生产一方和消费一方在抵消。但最近一年出现了新的情况,比如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等,这种要求在过去是被压制的。现在允许一定程度的工资上扬,所以工资增加的速度特别快。但现在农民工的工资以30%的速度上扬,和以往农民工的工资被压抑一样,都不是市场的结果。

  最近发生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过去压抑通货膨胀的这方面的力量,过去是负的,现在是正的。我是这样的解释,可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压抑了通货膨胀。你看上世纪90年代,不光没有通货膨胀,而且消费者价格指数是负的。而农民的收入也没有怎么增长。“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这种现实下的被动选择结果,因为国内的消费太弱。

  《新周刊》: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经济稳定对中国而言可能更重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你认为哪些经济政策能缓解类似通胀等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

  黄亚生:央行出台了各种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没有很强的动作,只是一些轻微的加息等等。这里面有政治的考量。一方面是必须考虑地方政府和国企,因为它们都是投资的主力,如果收紧资金,会增加它们的融资成本,影响GDP。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对社会的伤害。这其实是一个两难困境。但真正有用的措施,必须是要排除那些不相干的因素。

  通货膨胀会使人们对银行失去信任

  《新周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过好几波通胀,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90年代初期和最近这一轮,在你看来,前两波通胀的成因和这一轮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上世纪80年代的通胀,其实和今天有很大不同,甚至不能称为通货膨胀。那时候是转轨期,因为价格改革,物价一下子就涨上去,今天则是一点一点往上走。

  《新周刊》: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面对通货膨胀的威胁时能做什么?

  黄亚生:这真的很难说。80年代人们可以囤积那些商品,今天可以囤积什么?好像只有房子了。

  《新周刊》:现在能够预想得到的后果是什么?

  黄亚生:通货膨胀会使人们对银行失去信任,出现挤兑的问题。今天情况和80年代不太一样,那时候人们收入的增速是比GDP更高的,这意味着政府让利给老百姓,但今天情况是刚好相反的,GDP、政府财政收入和国企的收入增速都很快,在银行的储蓄当中,企业和政府储蓄占了绝大多数,家庭的储蓄反倒很少。现在很多人仍然在看好中国经济,但数据能说明问题。前几年,流入中国的钱比流出中国的钱多,但现在也反了过来。

  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时候,有人说是外资撤出,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外资也是看到这些国家的富人转移资本之后才这么干的。

  《新周刊》:通货膨胀对中国的出口有什么影响?

  黄亚生: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中国的通货膨胀影响成本,劳动成本上升,材料成本上升,必然要反映到产品的价格方面。如果中国出口情况不好,那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外国人希望你升值,但你自己是希望贬值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外国人之所以觉得你还要升值,是因为中国出口外贸的竞争力非常强,虽然盈余在缩小。对他们来说,你还是盈余,他还是需要你升值的,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提高出口竞争力是要贬值的啊。那个时候就非常尴尬了。现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问题在于一个要升值,一个不升。如果以后真变成一个要升值,另一个要贬值,那就更加尖锐了。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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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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